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信心和力量从哪里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李旭利

    200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这一点大家和总理是有共识的。在总理昨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2009年整体工作部署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形势判断之上的，那就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信心比黄金还宝贵。”

　　“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来自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来自已经制定并实施的应对挑战、着眼长远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信心与力量不是从口号与宣传中来的，但中国的宏观管理部门的确比较及时地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了财政与货币政策，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教科书的规则做事情。事实上，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面前，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抛开意识形态的约束，采取几乎是任何可能的措施来渡过难关。政府的十项产业振兴计划让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得以延续，也开始逐步有意识地建立成本之外的新的核心竞争力。

　　但相对于振兴制造业而言，我们更应该有意识地振兴服务业，特别是将服务业的许多领域大胆地对内开放，才能有效地改变中国现在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更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我国许多服务业领域宁愿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失去了许多就业机会，也时常让人感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服务业的对内开放需要政府真正消除对私有经济的歧视，至少实现国内私人部门的国民化待遇。

　　我们的信心与力量来自“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需求”。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中，并不存在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当我们经济的总体需求与供给出现不平衡时，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倾向于约束与打压内部需求、保证外部需求的。比如在2004年宏观调控时，我们打压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而不是让人民币升值以打压出口需求。这种长时间受到打压的内部需求，在现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正好可以释放，以保证经济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当然，这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支撑”、 “运行稳健的金融体系、活力增强的各类企业和富于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直白地说，相对一些西方国家储蓄不足、过度杠杆化而言，我国现在则是相对国富民强，需要做的是引导整个经济适当拉大杠杆。

　　信心与力量“来自改革开放30年建立的物质、科技基础和体制条件”，来自“全国上下促进科学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物质与财富，积极性与创造性，这些都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来之不易。政府欲重新启动经济快车，就是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而不是采取短期有效的国进民退的办法。在动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更应该抓住机遇改革我国体制与机制中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否则很难保证老百姓辛苦积累的财富的有效使用，也很难保证全国上下的发展积极性与创造性。最佳的发展机遇、最好的改革时间窗口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如何利用当前的有利环境，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与魄力。

　　信心与力量“来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和制度优势、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政府能科学地判断与准确把握，也希望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我想智慧更多在人民。我们有制度上的优势，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力量。最近30年中国经济创造奇迹般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制度改革带来的生产力潜能释放，来自于经济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可能就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所以，我想我们的信心与力量更来自于一如继往的改革与开放。

   资料来源：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