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2014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式与政策解读

　　编者按：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主办的“2014(第九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会”于3月27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以“创新、融合、普惠金融”为主题，搜狐基金频道进行了现场报道。以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巡视员兼副部长魏加宁，以《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式与政策解读》的精彩实录：

　　魏加宁：

　　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也感谢王主任邀请我来，我跟王主任认识还是当年在讨论《证券法》的时候，一晃过去二十年过去了。借助今天这么一个机会，我想谈一下改革形势和经济走势之间的关系，顺便谈一下我对当前形势，以及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

　　如同每次演讲之前一样，我都会做三点声明，第一点声明是以下所讲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第二点是本人只是一个学者，而且不在股市上，所以讲宏观经济与股市无关，讲体制改革与政治无关，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探讨。第三点如果媒体又文字报道的话一定要让我看一下，以避免出错。

　　谈到中国经济走势，我们首先需要看一下外部的经济形势。我和在座的专家们可能不太一样，我更喜欢看一些中长期因素，看一些体制性因素。

　　一、 关于世界经济走势。

　　我们首先看一下欧债危机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并没有结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欧元区的这种“半主权”的架构，这种架构本身导致了两难的局面：当一些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你如果不去救的话欧元区就有可能解体；但是救的话又会出现道德风险。希腊人整体晒太阳，出了危机以后让德国人去救，德国人很勤劳，辛辛苦苦干了半天，却去救懒洋洋的希腊人，他心里不平衡。所以我相信，欧债危机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只有实现了统一国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统一了货币，但是没有统一财政，银行联盟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但是这个统一的过程会非常漫长。因此，在实现统一之前，欧洲市场会不断地发生波动，最近好像暂时平静了一点儿，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有哪个国家突然出来要求借钱，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实现统一。

　　关于美国经济，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国市场似乎平稳了一点，美国经济在恢复，QE在退出。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债务问题也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因为美国的债务问题表面上看是财政问题，但是实际上问题出在了金融上，出在了货币上，也就是说出在了国际货币体系上——由于美元的超主权地位，使得美债市场的约束被大大削弱。美国的政府债务本来是靠市场来约束的，但是美元的特殊地位弱化了这种约束机制。现在媒体上有一种误导，好像美国的债务是由于两党之争造成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不是两党制，而是一党制，那么美国的债务是更少了，还是更多了？有人说美国两党达成一致，以后不会再为债务问题争吵了！我想问的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美国债务风险和成本将由谁来承担？所以我想，美国的债务问题也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如果不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改革的话。

　　关于日本经济。其实日本的债务问题要比希腊更加严重。为什么？因为希腊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过是160%，日本已经到了240%。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太关心日本的债务问题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腊的政府债务75%是由外国人持有的，所以外国人很关心。但是日本的政府债务92%是日本人自己持有，所以外部不关心。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当解决债务问题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况？债务问题的解决通常是采用减计的方法，那么，如果是希腊的话，减计时受损的主要是外国人，而日本的政府债务如果也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的话，受损的将主要是日本人自己。所以我相信，日本的债务问题解决起来难度会更大。当然，也有人说，安倍上台以后，日本经济似乎也有所恢复，安倍经济学似乎也挺管用。我想说，安倍经济学其实打的是时间差，他一边先压中央银行投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另一边又说一年以后将要提高消费税，结果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许多消费者就会提前消费，提前购买一些大件商品，这样，消费的数字就比较好看了，生产的数字也上来了，从统计数据上很好看，大家都觉得安倍经济学管用，于是就去投他的票，在民主体制下，他拿到选票之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所以说，所谓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打的是时间差，等于忽悠一下老百姓，纯属短期行为，。我相信，“安倍经济学”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带来很大的负作用。比如说，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经过惨痛教训换来的。在国内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把日本的泡沫经济和日元升值划上等号。但是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研究，1985年“广场协议”，其实不光是要求日元升值，同样也要求其他4个发达国家的货币也都要对美元升值。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西德马克也大幅度升值，却没有出现泡沫，而日本却出现了这么大的泡沫，以至于泡沫破裂以后十几年、二十几年都缓不过来。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有很大差别，再具体说就是货币政策，更具体说其实就是利率政策。有意思的是，德国在1987年就把利率提升起来，所以德国没有出现泡沫经济。而日本则把利率压到了2.5%的历史最低水平，所以就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那么为什么德国就能够把利率提上去，而日本人却没有提上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当时美国人对日本、对德国说，你们要扩大内需，怎么扩大内需呢？就是要投放货币，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但是，德国人说，对不起，我的中央银行是独立的，我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来决定的，投票表决，政府没有办法去进行干预，而且这套体制正是你们美国人教给我们的，所以德国人用这种办法把美国人给顶了回去；相反，由于当时的日本中央银行没有任何的独立性，所以美国一压日本的首相，日本首相就压大藏省，大藏省就压中央银行，于是就把利率压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导致了巨大的泡沫经济。泡沫破裂以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而且还发生了金融危机，日本痛定思痛，于是进行了“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首先把中央银行独立出去了。所以说，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应该说是来之不易的。但是这次安倍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压日本中央银行投放货币。那么，日本中央银行的领导是如何应对的呢？他的上一任行长白川方明还有几个月就任期届满，但 如果迎合安倍的做法，安倍就有可能在国会上提名他，他就可以继续做行长。但是他的做法却是“提前退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而且，日本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委员会做出的几项决定，每项决定有几票赞成，有几票反对；谁赞成、谁反对，都一一公布出来。你参加决策可以，但是要对决策负责。这个案例一会儿我讲中国的时候也会再讲到。因此，所谓安倍经济学，其实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压了回去，所以我对日本经济的未来并不看好。

　　刚才讲了这几个大的发达经济体都有问题，那么未来的世界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呢？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可能有三种情景或者是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重蹈大萧条到二战的覆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会不会重回冷战，然后走向滞胀。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事件出来以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总统都出来表态，说不希望回到冷战状态。但是，这至少说明现在舆论界有这个担忧，担心乌克兰事件有可能导致世界重新回到新的冷战局面，这是第二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就是能否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形成一种改革的共识，开展一场改革的竞争。上世纪八十年代，除了有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外，当时还有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的改革，还有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的改革，以及里根领导的美国的改革。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在进行改革，而且在这种改革的共识下形成了改革的竞争，竞争不仅仅在东西方之间，而且也在东方阵营内部。在这场改革的竞争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当初我们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今天中国的经济能够走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当时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吃饱饭。最初提翻两番的时候，经济学界是不认可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不能够出现第三种情景，不能够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展开新的改革竞争的话，那么世界经济的前景就不容乐观。

　　二、如何看中国的经济走势？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两大特点，一个是出口导向，再一个是政府主导。关于出口导向，刚才讲了，出口遇到了未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甚至有些专家认为即使美国经济复苏的话，中国的出口也不会有多大的潜力，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在提高。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出口导向不能抱很大的希望，可以说这是一个初步的结论。

　　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经济何去何从主要要看国内。然而中国国内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主导。但是，政府主导也遇到了困难。

　　首先是“八项规定”、反腐败等一系列措施，显然是抑制了政府消费，尽管有专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八项规定不会影响消费，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很多餐馆要么关门了，要么转型了，即使没有关门和转型的，服务员的服务水平也明显下降，因为他把高工资的职员都给辞了，然后招一些连本饭店有哪些菜谱都不知道的服务员，服务质量明显下降，所以说八项规定对消费还是有影响的。而政府消费据说要占到30%左右。

　　其次是审计地方债至少会暂时抑制政府投资。大家想一想，你中央政府在审计我地方政府有多少债务的时候，我地方政府哪里还有心思去借新债去搞投资呢？至少暂时不会。据说地方政府投资占到20%左右。因此，这两件事显然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首先八项规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非常好。因为过去我们到地方去，最头疼的就是应酬，八项规定出来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减少很多负担，用不着去应酬了。另外，关于地方政府债的事情，我们从2003年起就一直主张要把地方政府债务查清楚，所以去年开始审计地方债务的时候我们非常赞成，认为一定要审，为什么？因为如果再不审，再过两年你就说不清楚这个地方政府债务究竟是上届政府欠的，还是这届政府欠的了。因此审计地方政府债务，我们也是双手赞成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件事情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就否认它对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它对经济上有负面影响，就否认他政治上的正确性。那么怎么办？我想，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就是赶紧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把民间消费搞上来，把民间投资搞上来，用民间消费来替代政府消费，用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够走出来，才能够找到出路。

　　但是，如何把民间消费搞上来？如何把民间投资搞上来？当前，大家投资与否、消费与否，主要是看改革，看改革怎么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主要取决于对改革的预期，而对于改革的预期无非是三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如果改革寸步难行，处于胶着状态，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出现滞胀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民营企业家现在的心态是敢消费，不敢投资，为什么不敢投资？因为看不准，不知道该往哪里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投资。但是他有能力消费，也有时间消费，把过去用来上项目的时间都用来高消费去了，包括打高尔夫球、旅游，甚至上MBA和EMBA班，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他们来说也是休息一下，有的企业家讲，辛苦了大半辈子，干脆享受人生吧！而国有企业，一方面也不敢投资，因为他不知道未来哪些领域能够投，但是有一件事他知道，就是国家将来要提高比例，拿走的会更多，那么怎么办？——赶紧分利润，把现有的利润分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中国式滞胀”的局面。

　　第二种情景，如果改革的预期彻底崩溃，中国股市就会崩盘，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资金就会大量外逃，移民就会快速增加，人民币汇率就会大幅度贬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治危机了。

　　第三种情景，如果改革能够快速推进，能够再次出现改革开放的新高潮，那么中国经济也就有可能再次出现高涨的局面。对于这种前景也是有客观依据的，依据就是过去35年的历史经验。大家都知道，过去35年，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周期。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国外，发达国家陷入滞胀泥潭不能自拔；国内，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第一轮高涨局面，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等等，于是中国经济快速升温，甚至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两次过热局面。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国外，美国经济不景气，国内，“六四”之后，中国经济到了历史最低点，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盘根错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南巡讲话，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第二次高潮，于是中国经济迅速升温，甚至出现过热局面，以至于1993年朱镕基不得不出来进行宏观调控。

　　第三次是九十年代末，国外，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提出“保8”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展开了“第三次思想解放”。于是，朱镕基政府果断加入世贸组织，同时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过去十年，也就是上届政府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靠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当年果断入世，我们的出口能够那么快速地增长吗？如果没有当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能够有过去十年房地产的快速增长吗？ 如果没有当年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能够有后来这十年的所谓“国进民退”吗？因此，过去的十年吃的也是改革的红利，只不过吃得是朱镕基那届政府的“改革红利”。所以说，过去三十五年的基本经验就是，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在危机中解放思想，在危机中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战胜危机，通过改革更上一层楼。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第四个周期，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来“三个解放”，即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实现思想解放，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会出现新的高潮；改革开放出现新的高潮，中国经济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高涨局面，中国经济就一定会迈上“质量更好，效益更高，污染更少，收入差距更小”的新台阶！

　　三、关于增长速度

　　第三部分我想谈一下我对增长速度的一点看法，因为最近关于增长速度的争论很激烈。

　　我认为，一方面，不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十分正确的，理由有这么几个。

　　一是按照官方的说法，现在是“三期叠加”，所谓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镇痛区，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并且，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不能强行靠货币刺激，否则的话，得到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将是通货膨胀。再有一个理由，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来要搞改革的同时，苏共中央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叫做“加速增长战略”，结果把各级政府的主要注意力都吸引到增长速度上了，导致改革失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不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增长速度下降，有可能不是“下台阶”，不是像经济学家所期待的那样，平稳地从10到9，从9到8，从8到7，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就有可能是跳崖式的，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再有一点，我个人认为，当前增长速度要保底线，主要理由已经不是就业问题，而是前面讲的，一旦增长速度掉下来的话，长期以来在高速增长下掩盖起来的各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都统统会曝露出来，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

　　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改革确实可以带来增长”，从周期因素来看，我前面讲了，过去三十五年的经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带来了改革开放的高潮，而改革开放的高潮又都带来了新的一轮的快速增长。从趋势因素来看，改革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汇丰银行最近有一篇屈鸿斌的文章，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们总在讲潜在增长率下降了，可是为什么会下降，大家都是从技术层面讲，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十八大之前的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国进民退”，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因此，如果加快改革，那么潜在增长率是有可能提升上来的。从结构因素看，改革是可以促进结构调整的，其中价格杠杆的作用可以发挥出来。最后，从外部因素来看，如果中国带了好头，形成了新的改革共识，那么世界经济也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增长局面，所以关于增长我就谈这么几个看法。

　　四、如何看待当前的风险？

　　最近有很多专家都在讲要重视风险，但是我认为，一定要区分三类不同性质的风险。

　　第一类风险就是不改革的风险。如果不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就不是“下台阶”，而是“跳悬崖”，有些风险实际上是由于不改革造成的。

　　第二个风险就是改革必须冒的风险。比如说，如果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话，有可能会暂时出现一定规模的存款搬家现象。但是，如果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不起来，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就建立不起来，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建立不起来，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就只能会不断积累。又比如说地方政府发债，如果让地方政府公开自主发债，在初期，有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混乱，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失控，就像上市公司最初那样，出现造假的可能。但是，如果你不让地方政府发债，不让地方政府公开到资本市场上自主发债，你的风险就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搞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你不给它正规的融资渠道，他就只好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最开始是成立平台到国开行贷款，09年把国开行商业化以后，他就到商业银行去贷款，2010年把商业银行贷款控制住以后，这些年就通过信托、理财等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结果使得信用链条越拉越长，地方政府债务隐性化，导致财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所以说，这两项改革必须冒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做的话，就会有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类风险就是我们的改革方法不当，也有可能带来风险。比如说，如果改革依靠政府部门去推进，就有可能被部门利益所左右，使得改革误入歧途。又比如，如果中央政府放权，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把权利截留。

　　再一个是改革全面突击，抓不住重点，这也会有比较大的风险。我们应当认真总结朱镕基作为副总理时所抓的宏观配套改革的成功经验。最主要的就是那么几项，财税改革、金融改革，这些改革里最核心的一个是分税制，一个是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如果全面出击就有可能抓不到重点。

　　最后是如何处理好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和实现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的关系。在中国国情下，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但是改革的目标不是由党来包办一切，而是要实现“党政分开”。

　　总而言之，该冒的风险一定要冒，该规避的风险一定要规避，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够顺利推向前进，这是我对改革的一点看法。

　　这里，我想用我在2012年6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即“要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一轮改革的高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