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从山里走出来的明星基金经理

　　李旭利是国内第一个跨公募和私募界、并最终站上法庭的基金经理。 李旭利不是被警方逮捕的第一个基金经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他是国内第一个跨公募和私募界、并最终站上法庭的基金经理，也是被提起控诉的基金经理中名气最响的一个。

　　现年39岁的李旭利，生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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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那年，李旭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系，离开了眉山。直至2008年，李旭利在从公募基金投身私募基金前，回了趟已离开17年的眉山老家。

　　从农村回到现代都市后，李旭利曾带着对现有体制无比厌恶的口气说：“某些人的良心大大坏掉了，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均衡，中国农村四五十岁的那代人彻底毁了，他们没有医保，没有退休金，子女都外出打工，没有人管了。”

　　对体制无限感慨的李旭利，曾是社会财富分配盛宴中的受益者，终成财富的受害者。

　　目前，他是国内最受关注的 “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罪”案的主角。从2010年10月李旭利被传出接受调查的消息起（注：李旭利在昨日庭审时称，其从2010年7月得知自己遭调查），至今李旭利案调查已历时一年多，其拥有的逾8000万元“非法资产”已遭冻结。

　　李旭利不是被警方逮捕的第一个基金经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他是国内第一个跨公募和私募界、并最终站上法庭的基金经理，也是被提起控诉的基金经理中名气最响的一个。

　　所有人都在关心，这名从山里走出来的明星基金经理，在“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罪”案发后会有怎样的命运。

　　成名之路

　　在接受刑事调查前，没有家庭背景、出身贫困的李旭利成名之路极为顺坦。

　　1991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系，4年后，考入有着“中国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1998年，研究生毕业后，李旭利进入当时刚起步的中国基金业，南下深圳进入筹建中的南方基金公司。

　　2000年，年仅27岁的李旭利，升任南方基金旗下天元基金的基金经理。4年后，而立之年的李旭利成为这家当时最大的基金公司投资总监。

　　此时，李旭利在投资届已名声大噪。

　　2005年，李旭利辞去南方基金所有职务，转战上海，出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投资总监。

　　2009年，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规模已过千亿，快速进入基金业前十位。就在当年的5月，李旭利从交银施罗德辞职，加入中国人民大学师兄裘国根创办的重阳投资，由公募转入私募，成为国内最大阳光私募公司的合伙人。

　　每一步都走得很顺，李旭利在40岁之前已拥有国内投资业最令人艳羡的光环。如果要在中国找到经历如此丰富、战绩如此拿得出手的二级市场投资人，国内惟李旭利一人。

　　“基金经理大多智商比较高，但情商高的人不多，李旭利是一个智商与情商都很高的人，他与周围的人都相处得很好。”一位与李旭利相熟的基金业高管曾如此评价。

　　然而，就是这个“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犯了两个在一些基金经理看来非常“低级”的错误：其一，在明知基金经理买股违规后，他仍用公司电脑进行个人账户交易；其二，在离开公募基金后，没有把带有交易记录的电脑低价买回家，而在很多离职基金经理看来，带走电脑是一种防止监管层秋后算账的“防卫措施”。

　　“也许，他太自信了，根本没觉得自己操作的股票，会跟犯罪搭上关系。也可能，李旭利太顺利了，他没料到自己离开公募后还会栽跟头。”上述与李旭利相熟的基金业高管分析道。

　　在更多投资人看来，李旭利案发印证了市场流行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李旭利的“通透算计”

　　李旭利的成名，很大程度来自他对宏观经济的精准判断。

　　2005年9月，李旭利曾大胆预言：“几年之后，我们将俯瞰今天的历史低点。”当时，他“算计”的是中国证监会股改冲动和市场博弈带来的“红包”效应。

　　2006年5月，上证指数创出1800点的新高，李旭利公开提出“千金难买牛回头”。这一次，他“算计”的是银行巨额融资需要好的市场环境。

　　2007年5月中旬，李旭利用“高估值、高市盈率、高波动性”概括当时的中国股市，算的是政府对市场上涨的容忍度，随即的“5·30”大跌以及其后的大涨，又一次证实了他的预言。

　　2008年5月，市场随处可见抄底者，李旭利警告说：“这个时候不能有抄底的想法，抄底从来都是抄腰上的。”

　　此时的李旭利，在一次面对机构的演讲中，针对市场参与方的博弈过程做了这样的推演：“从6000多点跌到4000多点，是大股票跌下来的。而4000点跌到3400-3500点，是小股票跌下来的。而最近这600点，同志们感觉很痛苦。前面那1000多点其实痛苦（程度）没那么高，中石油跌下来大家痛苦（程度）也没那么高，因为拿中石油的还是比较少的人，但后面的话，小股票会跌得让大家很痛苦，因为它可能没有什么支撑，就跌下去了。这是市场中真正的风险所在。”

　　他估计，在这个过程里面，一般来说基金不大怕跌。一个就是仓位低了，一个是基金相对来说不太买小股票。因此，尽管公募基金后面会有净值压力，“但老百姓的埋怨度不会有那么高。”

　　李旭利说：“大家可能会关心接下来是不是会有一个反弹。我自己的判断，反弹即使有也是很弱的，大家不要去指望政府的政策。我的看法就是，政策从来都是没用的，它们过去不曾有用，将来也是不会有用的。”

　　他举例：“有关人士在2000多点说要减持国有股，到1700点就已经放弃说不减了，到最后还是跌到了1000多点，其间政府一直在救市，没有用处的。一开始救市可以管一个星期的走势，后来管三天，后来管两天，到后来就管开盘15分钟的走势。同样的道理，上涨也是一样的。大概在2500点以上，监管层就觉得市场有风险，开始控制基金发行，甚至给市场扇凉风，但是市场还是涨到6000多点。”

　　李旭利认为：“你基本上尽量不要指望它（政府）救市，我自己的看法，现在出政策的影响力基本上没有用处。”

　　他同时表示，在当时的时间点，有政策出台会很糟糕。“因为这个点推政策，会让机构和‘大小非’非常顺利地减持，减持完之后，企业对维护市场的参与性和兴趣都会大大减弱，小散户会一直陪着市场跌到底。”

　　一些机构人士对李旭利的这番表述不以为然，他们不断用估值说服投资人，说A股已经见底了。随后A股的惨烈下跌，让这些机构付出了高额代价。

　　正是在屡屡“命中”政策和市场走势的过程里，李旭利成为机构投资者判断宏观政策风向的标杆。

　　有人说，李旭利对宏观判断屡屡精准，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现行体制下各方利益和立场的“通透算计”。

　　“自由人”李旭利

　　李旭利还信奉市场的力量。

　　在他看来，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其专业能力与市场机构中的经济学家无法相比。“道理很简单，某市场机构经济学家转会的时候，年薪涨到2000万元，如果给体制内研究机构经济学家这个价格，他们会不去吗？但没有人给他们这个价格，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2009年开始，多名基金从业人员“过劳死”，亡者的悲凉身后事引发市场关注，并引发大量公募基金转身私募基金的大潮。

　　一个细节是，上海某公司基金经理“过劳死”，北京某公司基金经理作为死者好友，深受震撼，拟离职公募，并前往上海代为处理后事，他所代表的死者家属与上海基金公司就赔偿金产生争议。市场传闻称，上海基金公司总经理致电上述北京基金公司总经理，要求北京基金公司管束该基金经理，北京基金公司总经理直接表态，代为处理后事的基金经理已不是该公司员工。

　　这一传闻在公募基金经理中广为流传，并引发行业震动，公募基金经理纷纷感叹“打工者”的无奈。李旭利曾私下表示他也听过这个传闻。他认为，职业经理人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期望他人的企业保护自己的权益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就是在2009年这一年，李旭利从公募转向私募。有人短信恭喜李旭利成为“自由人”，他欣然表示喜欢这个称呼。

　　转向私募后，市场风传，李旭利以高佣金发行阳光私募，破坏市场“行情”。

　　但李旭利认为，这是市场行为。在他看来，好公司能用好的业绩取得更高收益，更有机会给代销渠道更高佣金，并通过提高门槛占有更多客户资源；而对于高薪挖人带来的流言，李旭利也认为，好的企业出得起高价招人，也是一种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自由人”李旭利还曾在参加一个公开论坛时直接挑战监管部门：“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很多基金、很多公司的股权可以卖给外资机构，却不可以卖给公司的管理层？”

　　他也提到了市场关注的基金经理“老鼠仓”问题：“老鼠仓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是过度监管的问题，对于基金经理和投研人员的管制越来越多，很多人成为‘老鼠’，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机会处理这些财务的问题，倒不一定是道德败坏的问题。”

　　这个讲话在李旭利的名人光环下，被广为引用，成为投资人向监管层“叫板”的案例。

　　有人问李旭利，既已离开公募基金，何必说些可能于己不利的话，李旭利回答说，自己虽然不干公募基金了，但还是希望这个行业能向好发展。

　　喜欢“白马股”

　　不过，就在政策有望开闸放行基金经理炒股的时候，李旭利被传出接受调查，并于2011年8月被正式逮捕。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基金经理，李旭利炒股有违职业操守和基金法规定，这在国内投资界没有疑义。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认定函，亦证实了证券监管机构对李旭利行为性质的认定。

　　但在一些投资界人士看来，李旭利操作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股票，是否属于“老鼠仓”仍有争议。理由是这些“白马股”为人尽皆知的绩优股，作为权重股，公募基金通常都会配置，而受“双十”规定限制的公募基金，要把大盘股股价哄抬上去，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中国，只有社保基金和汇金公司，有拉抬大盘银行股的实力。”有基金经理说道。

　　搜索李旭利曾经买入的股票可见，其买入的股票包括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万科A等，到了私募公司，李旭利的买股名单上，也多是“白马股”，比如云南白药、青岛啤酒等二线蓝筹股。

　　2009年11月，李旭利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曾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的投资组合里，你很难看见很离奇的股票，我不会去买一些稀奇古怪的品种，但是我们很‘白’的东西里面也能做出很大的业绩来。”

　　事实上，由于李旭利喜欢“白马股”，投资业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个判断：李旭利擅长看宏观大势，不擅长选股。这一看法，在李旭利的同事中曾普遍流传。

　　对于这些说法，李旭利或有所耳闻，他对自己的宏观判断能力也颇为自信。私下里，李旭利曾表示：“我以前是看宏观的人，对于宏观的领悟，这些基金经理里面，超过我的人不会很多。”

　　但李旭利认为，自己不单单会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当宏观波动稳定下来的时候，自己会选择有成长性的股票，他所说的成长性，也必须要有确定性。在他看来，确定性的东西是由内在质地决定，而非外延增长决定。

　　对于企业的内在价值，李旭利有过一些表述。2008年，曾有人问李旭利怎么看招商银行的价值。李旭利指着身上的西装说，比如西装，款式看起来没差别，但细节不同，穿在身上的感觉差很多，银行也一样，内在质地决定了价格。

　　“招商银行是银行股里的杰尼亚（Zegna，国际高端男装品牌），民生银行是宝姿（PORTS，国际中高端女装品牌），兴业银行不过只是雅戈尔（国产男装品牌）。”李旭利当时作了这样的比喻。

　　对于“白马股”可能涨得太慢的说法，李旭利嗤之以鼻。他认为，当股价遭明显低估的时候，敢下重手，即便金融股这样的“白马股”也能大笔获利。

　　“名声是把双刃剑”

　　成也金融股，败也金融股。

　　根据检方起诉书，2009年4月7日，在交银施罗德基金旗下蓝筹基金、成长基金股票买卖信息尚未披露前，李旭利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蓝筹基金、成长基金买入相同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股票，并于同年6月悉数卖出上述股票，累计交易金额人民币5226.38万元，获利达人民币1071.57万元。

　　2011年8月13日，李旭利因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同日由上海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当时，对于李旭利“落网”原因，投资界流传多个猜测版本：发私募产品时，李旭利给银行的返佣很高，断了其他众多小私募的生计，众小私募寻机反击；李旭利从交银施罗德跳槽后，交银施罗德多个管理层人员离职，交银施罗德大股东交通银行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进行了检举；李旭利从一些大机构高价挖角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惹怒了这些机构。

　　也有人说，公募基金经理大批转战私募，公募基金业绩下滑，行业诚信危机爆发，监管要抓典型“杀一儆百”，李旭利成了“典型”。

　　还有一个说法是李旭利做人做事太高调了，与业内文化传统不符。

　　一个例子是，某基金业中层找到了李旭利关于市场讲话的原文，该中层看完后问了一句：“他平时就这么说话的么？”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该中层人士感慨：“这么高调，迟早要出事。”

　　然而，对于法院来说，传闻不是李旭利受审的原因，李旭利站上法庭的最终原因，是他作为基金经理个人买股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的定性和量刑，目前仍待司法审判。

　　对于媒体铺天盖地的传闻报道，李旭利曾说：“我现在每天最害怕的就是一打开网就看到我的名字又在头版，像针一样扎在心上。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这回真是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

　　他也曾愤怒地表示：“很多传闻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全扣我头上了，真是没办法。”

　　“为什么大家都只盯着我？”李旭利在接受调查时，不断这样问身边朋友。有人告诉他，这是成名的代价，他感慨道：“名声是把双刃剑。”

　　李旭利曾说：“我真的好失望。一些朋友离开基金后什么都不做，现在生活都非常好，他们早劝我少折腾，但我都没听进去。本来就是想做点事业，挣多少钱其实我根本看得很轻的，现在搞得这么悲剧收场。”

　　他也许忘了，牛短熊长的A股市场，投资者的悲剧远多过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