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三期叠加

　　编者按：在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大格局下，一个发达、现代化的资产管理行业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于6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第三届年会，以宣传和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动基金行业更好地服务居民理财、养老体系、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搜狐基金记者前往会场进行报道，以下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的发言。

　　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稳中有进基本状态，物价基本稳定，就业形势良好，整个增长速度还是在预期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要看到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深层次的矛盾、问题、风险不容忽视，比如说大家看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增长速度同比回落3.3个百分点，去年一季度中国出口是正的18.4%，今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负3.4%，人民币连续十年升值，去年累计升值2.9%，今年1到5月份，累计贬值3.4%。所以现在大家迫切希望怎么把握中国经济。

　　把握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把握宏观经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入手，大家要把握住中国经济现在阶段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经济在现在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三期叠加，就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往刺激经济政策负作用的消化期，而且三期作用相互叠加，所以使整个局面更为复杂。

　　我先谈增长速度换档期。过去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6年，中国平均增长速度9.8%，正是因为过去30多年保持这样高的速度，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经济面貌。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3645亿，现在已经超过56万亿，城市人均收入343元，农民一年收入只有133元。正因为过去30多年，保持了这样一个高速增长，所以才有今天这样一个辉煌成就，从人类近代经济史上来看，有过我们这样的高速增长，并刺激较长时间，先是日本，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增长速度和我们这些年大体相当，日本高速增长持续15年，除了日本就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加上我们的台湾和香港。亚洲四小龙是上世纪60年代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速度和我们这30多年也是大体相当，持续多长时间，20多年，所以从经济学原理角度，我们讲规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增长速度经过一个持续、长时间增长之后，增长度适度回落本身是经济规律要求。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需要换档以外，过去长时间累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把经济增长速度能够适度降下来，我们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使整个经济能够保持可持续性，比如说大家知道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我们是靠两个红利，一个就是改革红利，我们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告诉农民交够国家的、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城市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就是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为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现在的改革，各位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深水期，是一个攻坚战，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的改革，经过30多年改革走到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我们要想把这些难啃的硬骨头，解决问题，让中国经济改革红利继续释放支撑增长，我们需要把增长速度，让它换档适度能够有所回落，这样才能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和环境。

　　另外一个红利就是人口红利，过去中国人口红利，几亿小青年，不怕苦不怕累，踏踏实实工作，去奋起贡献，但是现在中国人口红利到什么状况，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去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233万，前年净减少345万，中国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每年是以二三百万数量在减少。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减少，另外一方面，老龄化速度在不断地加快。我们就在十年的时间，中国80岁以上老人数量翻了一番，今年年底，中国老年人数量已经突破两亿，显然这种人口红利的变化和迅速到来的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五一前我到日本，在名古屋大学讨论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学家还在讲一段话，日本经济经过高速增长失去20年。其中一段很有意思，商场销售老年人尿布数量超过新生婴儿需要尿布的数量，所以失去20年，没有活力、创新。显然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除了这两个红利以外，资源环境不堪重负，过去增长方式过于粗放，高能耗、高物耗，所以我们自身的资源难以支撑我们继续地去走这掉粗放增长之路。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增长方式转过来？显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增长速度换档。

　　环境不堪重负，去年31天有26天雾霾，全国多数省处在雾霾状态。北京小朋友在网上说，北京雾霾严重，使我已经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爷爷的像了，哈尔滨回的是，我这比你还严重，我已经看不清一百块钱上毛爷爷的像了，我们没有一个权力把恶劣环境留给子孙后代，资源环境如此不堪重负，解决办法，也要求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要换档。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档，社会上更多的是不适应，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也不适应，我在地方也工作过，地方政府官员，30多年锤炼成一种速度型官员，大干快上，大家摩拳擦掌，搞速度会干、会上，现在要拿换档，真的有点不太会，不知道怎么办。怎么换档，除了官员不适应，企业家也不适应，企业家过去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当中获得效益上数量、规模，现在要求换档，也不适应，而且现在不但是政府官员、企业家不适应，老百姓也不适应，包括资本市场股民，普通老百姓不适应，中国经济怎么往下掉，怎么回事，是不是出现什么大问题，弄得大家预期就产生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应当解决全社会诸多的人对换档不适应问题。

　　还有一点要讲清楚，换档开车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常识，不能开车从五档，一下子换到一档，显然车和人都不适应，所以比如从五档换到四档，这样大家就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把经济工作最基调，定为稳中求进，所以还是要注重稳中求进，这叫增长速度换档。

　　第二，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中国经济说到根本上深层次最大问题就是结构问题，怎么看结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结构调整这道坎必须得过，中国经济不可能做到一个可持续增长，对于结构问题讲得很多，简单地讲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就是看一产农业，中国农业还是极其薄弱，尽管粮食连续十年丰收，去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200亿斤，还是进口超过七千万吨，农业组织化、规模化程度非常低，现在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两亩八分地，按照家庭年产承包，一家一户十亩地以下的家庭，占农户总数85%，分散小农状态不适合整个市场经济发展。我写材料报告总理，我们现在农业这边是千家万户小生产，另一边是千变万化大市场，现在千家万户小市场和千变万化大市场要对接，把对接任务交给农民挑，农民挑不起来的。如果再讲农业的时候，我们还要记住一个最简单的数据。大家讲中国农村，一定要记住最简单的数据，456，中国农村四千万留守老人，五千万留守妇女，六千万留守儿童，如此薄弱的农业基础，势必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不协调、不均衡。

　　第二产业大而不强，中国第二产业确实很大，按照联合国要求，统计的440种重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281种产量世界第一，量很大，但是总体分工基本上属于国际分工下游、末端，所以缺少创新、自主知识产权，为什么大家注意总书记、总理反复讲，我们要创新、创新再创新，创新刻不容缓，所以创新不足，我曾经举过中国服装出口的例子，现在全世界70亿人口，中国服装出口多少，把全世界70亿人口，除了中国人口13亿，剩下57亿，中国服装出口数量为57亿老外每人每年做三件半衣服加上两双鞋，这么大出口数量，基本上都是贴牌，大而不强。

　　第三产业占的比重太低，去年占46%，美国是80%，全世界平均水平60%。不但比重低，我们层次又低，一提三产服务业，首先吃饭、喝酒，层次低，特别是缺少现代服务业，包括证券基金业，总理曾经讲过，思来想去，结构调整突破口在哪里，在于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对于结构调整，我们现在最突出的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生产能力过剩，钢铁生产能力是10亿吨，去年生产77800万吨，生产能力2亿多吨，钢铁能力一路下行，去年一吨钢最低4.3毛，水泥30亿吨生产能力，去年生产24亿吨，中国现在产能过剩是大问题，而且局面不是在缓解，钢铁4月份，全国粗钢产量日产229万吨，还是世界最高水平。化解产能过剩是宏观经济一大问题，怎么样化解产能过剩，显然有阵痛、痛苦，最近在唐山调研，唐山同志告诉我，上级要求他压三千万吨生产能力，GDP可以不要，财政收入可以不要，如果真压了3000万吨生产能力，直接和间接就业要涉及20万人，他觉得这是一个难题，这是大的痛苦，所以我在思索，结构调整是必由之路，必须要越过这道坎坷，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减少阵痛。

　　前段时间到医院看牙，总发炎，大夫说要拔掉，有炎症，装一个新牙，我听医生讲了之后，猛然间反映过来，拔掉病牙，再种一个新牙，这不就是结构调整吗？我说好，结果拔了牙以后，不是医生拿着钳子就拉，给你打麻药，一点不疼，漱漱口就行了，结构调整恐怕得需要麻药，不能疼，好心调整结构，把人疼昏过去也不行。我去交钱，拔完牙一交钱，拔牙属于公费医疗，种牙自费，这个有道理，结构调整不能让企业自费，得公费。自费拔不起不拔了，有点公费。种牙又好看，又管用，属于新上项目，有效益自费。

　　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复杂的局面，不赞成我们发牢骚，不赞成我们精神状态上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还是要研究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最近我讲，我们要坚持两分法，辩证看三期。一定得把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还有以往负作用的消化期，既把它看成是一个挑战，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还是看成中国经济能够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走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的重大机遇，所以我们只要科学地处理好这三期叠加，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挑战化为更大的机遇，然后推动整个经济保持更好可持续增长和更为辉煌的成就。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