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拆分乱象：理财机构寻求公募牌照或入股

　　“在证监会出台新规后，现在已经很难从券商或基金子公司拿到需要转让的私募产品、资管计划份额。”一家第三方理财机构负责人王凯（化名）感慨说。

　　他所说的新政，即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在3月18日例行发布会上提示，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且单一私募产品投资者数量不得超过法定上限。

　　周一早上，王凯已收到多家券商朋友电话通知，称券商内部开始清理这类违规业务。

　　“突然感觉，日子变得不好过了。”他直言。以往，不少理财机构将私募产品或资管计划进行收益权拆分，变相降低投资门槛并增加投资者人数，以此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壮大自身业务规模。

　　他并不否认，不少收益权拆分业务存在一定的灰色操作地带——突破200人投资者数量、将投资门槛最低降至数万元的案例并不鲜见。

　　令他惊讶的是，其中部分理财机构似乎早已预见到这种灰色操作迟早会面临严格监管，开始酝酿申请公募基金牌照，推动相关业务实现阳光化操作。

　　“但是，这条转型之路走起来，也不轻松。”他直言。

　　私募拆分“乱象”

　　“成也私募拆分，败也私募拆分。”王凯坦言。

　　在他看来，资管计划或私募产品的收益权拆分业务，对理财机构资产端是一种很好的补充。长期以来，理财机构缺乏足够的多元化优质“资产”，影响自身获客与资产管理能力，借助这项收益权拆分业务，一方面理财机构能将私募产品、资管计划纳入自身理财产品供给范畴，另一方面也能迎合投资者多元化理财需求。

　　但他承认，不少收益权拆分业务已经“变味”——不但突破了100万元最低投资门槛、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的规定，还存在不少隐患。其中比较常见的，是资管计划或私募产品通过理财机构的层层代销，导致认购费与超额收益分红水涨船高。具体而言，每家参与代销的理财机构都会再增加一层收益权拆分，以便收取更多的认购费与超额利润分红。

　　“有些私募产品在收益权拆分前，认购费与超额利润分红分别是1%与20%，但经过三层收益权拆分，实际认购费与超额利润分红就达到2%与30%，令投资者很可能赚不到钱，导致不少理财纠纷。”他表示。此外，有些理财机构还会利用收益权拆分，玩转结构化产品创设销售的把戏——即他们先将数款资管计划或私募产品纳入一个投资池，通过收益权拆分，按照不同收益风险等级创设优先份额与劣后份额，销售给投资者，一旦资管计划或私募产品出现亏损，也可能面临优先份额投资者的问责。

　　一位券商人士认为，收益权拆分的乱象不断，可能是证监会最终出大招进行规范的原因之一。

　　在3月18日例行发布会上，邓舸指出，近期证监会在监管中发现一家交易平台违规开展私募产品收益权的拆分转让业务。具体模式是，先设立关联公司以合格投资者身份购买私募产品，然后通过交易平台将私募产品收益权拆分转让给平台注册用户。

　　他进一步指出，此类业务主要涉及三方面违规事项：一是通过拆分转让收益权，突破私募产品100万的投资门槛要求，并向非合格投资者开展私募业务。二是通过拆分转让收益权，将私募产品转让给数量不定的个人投资者，导致单只私募产品投资者数量超过200个。三是违反证监会关于通过证券交易所等证监会认可的交易平台，转让证券公司及基金子公司资管计划份额的规定。

　　记者多方了解到，证监会对收益权拆分进行规范，无形间也波及券商旗下互联网理财平台的某些资产证券化业务。

　　一家券商互联网理财业务人士透露，券商更多会违反第三种情况，即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等证监会认可的交易平台，转让证券公司及基金子公司资管计划份额。

　　究其原因，由于互联网需要快速的市场反应，不少券商机构为了缩短份额转让的备案审批流程时间，加快产品创设速度，便默许资管部门私下向关联互联网理财机构转让某些资管计划份额。

　　这位券商互联网理财业务人士表示，目前券商内部也已经叫停这类私下的份额转让业务，力求操作合规。

　　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券商互联网理财机构就无法开展份额转让或收益权拆分业务。只要投资者属于证监会认可的合格投资者，且份额转让或收益权拆分后的实际投资者数量不超过200人，他们仍能合规参与这项业务。

　　“但是，当前在券商互联网金融平台，投资额超过100万元的合格投资者数量并不多，无形间限制了券商互联网理财业务的未来发展空间。”他表示。

　　申请公募基金牌照转型“路漫漫”

　　随着收益权拆分业务面临严格监管，不少理财机构也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工具。

　　“周一下午，公司董事会重提了申请公募基金牌照的必要性。”王凯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拥有公募基金牌照的机构可以通过公开募集的方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并销售，无需再将私募产品或资管计划进行收益权拆分，变相降低投资门槛并扩大投资者数量。

　　但他发现，要申请一个公募基金牌照，并非易事。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共有28家机构正在申请公募基金牌照，其中不乏知名私募基金或理财机构。

　　“相比而言，我们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竞争劣势。”王凯表示，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发放公募基金牌照的准入门槛要求相当高，除了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且股东必须以货币资金实缴，发起机构还必须拥有超过15位拥有丰富证券投资经验的业内人士担任基金公司要职，并对公司运营、风险管理、业务操作流程、后台技术搭建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审核要求。这或许令不少理财机构难以承受相应的开支。

　　“其实，申请公募基金牌照更像是远水难解近渴，未必能彻底摆脱收益权拆分从严监管的业务困局。”王凯直言，但他的观点并未被公司董事会采纳。

　　所幸的是，考虑到申请公募基金牌照的操作困难度，最终王凯所在理财机构董事成员提出新建议，即参股投资一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少数股权，间接获得公募基金牌照，将很多融资项目或私募投资产品通过这家公募基金公司创设产品，再由他们申请基金代销牌照进行销售，实现业务阳光化操作。

　　“看起来这个方案更具可行性，但我仍然觉得操作起来困难不小。”王凯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