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经济不确定因素来自外部

    编者按：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于11月12日在北京召开“‘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与中国机会”主题论坛，本届论坛聚焦“后危机”时代背景下，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与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创新的前景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搜狐基金频道作为网络支持进行现场报道，以下是财政部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的发言实录：

财政部研究所所长贾康

　   贾康：谢谢主持人，我尽量简短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判断没有多少争议了，我们已经顺利从前低转入后高，今年8%的目标实现没有悬念，我觉得可以加两句话“我们确切无疑地摆脱了一个笼罩我们的通缩紧缩的压力和阴影，同时我们也没有面临现实的通货膨胀压力”，前一段时间这方面有争议，有的观察者看到股市、房市的表现泡沫到来，泡沫化使通货膨胀又面临现实的压力。当时我们许多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的，这几个月的现实演变已经证明了，那个时候把通胀的压力再前面的观点上看过了。最近新发布的CPI和PPI进一步表明当前还没有现实的通胀压力，下一轮怎么样应对通胀我们还可以从容计议。

　　所以，现在要看最主要经济政策着力点放在什么地方？我个人的观点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发力调结构，专方式，促改革的良好时机，这对中国三步走的战略意义不用多说了。这是我们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取得前面的显著成效之后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个实践窗口。宏观政策方面，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框架不应该改变，这个基本框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一定的刺激力度，保持这种刺激力度，但是微调和相机抉择是必要的。货币政策已经在微调的概念下有所收敛。财政政策运行的要领与货币政策类型，也是有相机抉择的问题。基本的框架不光是现在不用变，我认为下一个阶段明年以及相连的一两个年头都不一定有改变的必要性，这就是主持人提出的刺激政策退出时机怎么看。

　　我的基本论点是这样的，现在中国经济运行还有什么不确定因素呢？主要是来自外部，外部的不确定因素现在看起来与上半年看起来乐观成份高得多，谁也不敢说完全就可以避免不确定因素。这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

　　另外，如果说这一个不确定因素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会出现像雷曼兄弟公司倒闭那样大的事件，我们就按照这样的假设考虑，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宏观政策要退出，必然会表现为淡出概念下逐渐下调刺激力度。是什么样的大致演变模式呢？

　　我们看上一轮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那次，98年一季度数据出来以后，当时带有仓储特点的，建国之后出现积极性扩张财政政策，其延续期是六年多时间，一直到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明确宣布了由积极财政转侧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变化过程中有一个节点2000年，朱镕基同志当时在国外一个场合说，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国内一些重要的学者已经写文章登在报纸上，认为中国的经济拐点出现了。很快决策层发现美国新经济时候出现的转折也有泡沫破灭之意，我们下一阶段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压力，很快就强调要继续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