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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全场实录

来源:搜狐理财
2011年01月18日18:18

  2011年1月18日,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以全球化的经济视野,联合《21世纪经济报道》共同打造“思辨全球,领新变局——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搜狐基金对本次论坛进行现场直播!以下是论坛全场实录:

  主题:“思辨全球 领新变局”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

  时间:2011年01月18日上午

  地点:王府井希尔顿酒店五楼灯笼厅

  主持人(杨曦):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持人杨曦,非常荣幸担任“思辨全球,领新变局——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的司仪。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到场的所有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五百多年前有一位生活在中华大地的老人王阳明在他的《大学问》中说过一句话: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以感知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理解的“天下一家”,现在已经被被21世纪的技术革新和贸易自由给描绘了出来,地理上的阻隔已经渐渐的被即时通信技术和息息相关的金融市场所消弥,人类正在以一个全新的方式书写着文明的进程。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形容21世纪,那么用“变化”这个词是最为恰当的。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展现了出来。但是在它的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一场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给全球带来了一场灾难。金融风暴之后,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确定阶段。自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19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发展趋势,对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以“思辨全球”作为主题聚集了中、美这两大经济体的专家,我们期待的,是一场发生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对于全球经济格局最具有前瞻性的探讨。

  今天活动的主办方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由国海证券、和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邓普顿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截至2010年9月30日,旗下管理资产总计为6449亿美元。

  作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基金管理公司及投资专家,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借助其外方股东60多年的全球投资经验,共享全球研究平台,扎根中国市场,积极培养和充实本地的研究以及投资团队。目前公司旗下共有8只开放式基金,同时拥有QDII资格和专户理财资格,努力为投资人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专业理财服务。

  本次论坛也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继2009年成功举办以“后危机时代”为主题的高峰经济论坛之后,再次举办的一届高端论坛活动。据了解,截止目前本次论坛将有望成为基金业内举办规格最高的经济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各位与会嘉宾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请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重量级嘉宾,他们是: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哲非女士

  美国第43届佛罗里达州州长约翰·艾理斯·布什先生

  中国入市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

  中国银行总行个金部财富管理模块副总经理杨柳先生

  中国银行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助理总经理顾林女士

  申银万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陆文清先生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彭立文先生

  《经济观察报》副总编王胜忠先生

  《投资者报》总编赵力先生

  搜狐网副总编辑、搜狐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王子恢先生

  融源资本董事长总裁,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战略顾问,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公司副董事长杨光博士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雄厚先生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我们在此特别感谢本次论坛的战略网络媒体——搜狐的鼎力支持,并同时感谢金融界、腾讯、和讯、东方财富网这4家网站的大力支持。

  同样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渠道与机构来宾,感谢所有到场的媒体朋友,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

  下面有请主办方领导致辞,有请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哲非女士为本次论坛致开幕词!有请金总!

  金哲非:尊敬的布什先生、龙永图先生,各位嘉宾、各位财经界、企业界、媒体界的朋友,所有在搜狐、腾讯、金融界、和讯、东方财富网关注这次论坛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冒着严寒参加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举办的“思辨全球 领新变局”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我谨代表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对大家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一波三折的复苏阶段,看清全球经济当前的形势和未来复苏可能的路径,是每一个行业都面临的课题。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同样需要以全球化的视野来评判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方向。

  在全球经济的大局中,中国和美国作为两大经济体,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对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中美两大经济体本身的发展,也和全球经济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美国第43届佛罗里达州州长——John Ellis Bush先生,和我们分享目前美国的经济环境,以及他眼中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和变革的方向;同时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为大家深入剖析中国的经济现状,并展望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下午,我们邀请到了经济方面的专家、知名企业家、资深媒体人以及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投资专家,共同探讨大家最为关心的中美货币政策走向和人民币汇率两大主题。希望借这次论坛,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可以通过了解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更为清晰地展望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脉络和格局。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次论坛能为各位嘉宾、各位合作伙伴、各位客户和广大投资人提供一个深度交流的平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举办“思辨全球 领新变局”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与我们“全球视野的投资专家”的品牌定位和核心竞争力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一直以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始终继承和发扬了公司外方股东——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长期、稳健的投资理念,坚持对基本面的挖掘,专注于对投资人提供长期、稳健的投资回报。在2008和2009年,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连续两年在美国顶级财经媒体《巴伦周刊》评选的“最佳十年期顶尖基金公司”(King of decade)中排名第一。作为一家有着60多年成功经验的全球最大上市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共享着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的全球投研平台,拥有一支既深入了解中国资本市场、又具备开阔的全球视野的投研队伍。经过6年的发展实践,国海富兰克林基金逐步建立了以基本面驱动、偏向成长、注重风险控制这3大核心理念,同时逐渐形成了“全球视野的投资专家”这一公司品牌。正因为如此,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整体投资业绩位居行业前列:公司旗下所有运作满三年的基金都被晨星评为三年期四星或五星基金。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成长,离不开在座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和广大合作伙伴、广大投资者的大力支持,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所有支持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在本次论坛上有所收获。

  最后,预祝“思辨全球 领新变局”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杨曦):谢谢金女士。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对本次活动是非常的重视,在很久之前就在国海富兰克林的官方网站上贴出了本次论坛的一些相关的预告和流程,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在那个网站的最下端就是搜狐微博参加本次活动的一个提示页面,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本次论坛战略网络合作媒体搜狐方的大力支持。

  今天胡锦涛主席启程前往美国访问,同时在我们活动现场也有一位美国朋友远涉重洋,来到我们论坛的现场。下面有请融源资本董事长总裁,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战略顾问杨光博士为我们介绍一下即将出场的这位嘉宾。掌声有请杨光博士。

  杨光:龙永图部长,各位嘉宾,早上好。三年前我就给布什州长讲,我说我建议你随老布什总统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当时州长想了一下说如果我陪两位总统去中国的话,我就只会被介绍成为总统的儿子,和总统的弟弟,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州长,这次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内地的一场活动。当然我也就不会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儿子和美国总统的弟弟介绍给大家,而是把他作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最活跃的政治家之一,垄断的介绍给大家。他曾连任两届佛罗里达州州长,他保守的经济政策使得佛罗里达成为全美最活跃的一个经济实体,他推行小政府,减税,当时他在位的时候减了两百亿美元的税,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新创了上百个就业的机会,而且提高了佛罗里达在华尔街的信用评级。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美国一些州的债务信用评级的问题。那么在全美这个层面布什州长最受人尊敬的事迹之一就是他抗飓风的救灾活动,像我们抗震救灾,抗洪救灾,当时佛罗里达在两年之内受到了八次飓风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布什州长的强有力的能力和亲民,所以顺利的保障了人们的财产。目前布什州长身兼数职,他还十分热心慈善事业,美国志愿者协会美誉主席等等。今天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两国的资本市场相关性越来越高,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际听到布什州长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讲解,我想对在座各位的投资一定会受益匪浅。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布什州长的演讲。

  约翰·艾理斯·布什:你好。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杨光博士和金哲非博士,事实上当杨光博士他在富兰克林总部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当然我对这个公司非常熟悉,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个人对这个公司也是非常的熟悉。首先我非常钦佩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也就是约翰邓普顿博士,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投资人,而且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有想法的人,而且对生活的价值和目的有明确的定位。第二,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公司它的总部就正好在我所管理的州,也就是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故乡一样,在这一点我感到非常的自豪。还有就是我知道我们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公司评级也非常高,当时已经提到布什总统在我的生命中非常重要,我非常骄傲,我的父亲是第41届的总统,我的哥哥是第43届总统,在我的布什家里面我们家有这两位总统,有时候我为了不把他们的名字混淆,我就会说41届的总统你怎么怎么样,43届的总统你怎么怎么样,你近来好吗。当然我的儿子可能当然第47届总统吧。而且我的儿子我确确实实为他自豪,因为他确实是有能力的人,而且像他的伯父和祖父都曾担任过美国总统。

  我现在想讲的一些跟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有关的事实,尤其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尤其是现在中国所进行的一些事情,对美国都有一些影响力,我们知道尤其是现在,现在尤其是我们有多达14万亿的经济往来,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加深美国与中国经济方面的相关性。我也讲一下关于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在现在这样的时机我觉得探讨这样的话题是非常的合时宜的。尤其中国和美国的领导层面能够进一步的合作,并且通过这种合作来创造更加良好的经济环境,以便能够让两国能够进一步的来加强联系,加深之间的纽带联系。还有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可能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2011年比2010年或者2009年经济向好的多。当然我想说的是像我所工作的这些机构,它们在短期可能还会向好,但是长期它们也是非常担心美国的长期的发展情况,尤其是现在奥巴马总统他决定来改变他的政策方针,他之所以改变政策方针也是因为去年十一月的大选当中共和党派夺得了主要的政治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有共和党,还有反对党,不同地党派都会对经济的策略提出一些意见,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布什总统他所部署的一些经济政策并还没有到期,这样一来奥巴马总统他所采取的一些变化就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希望,让美国更加乐观,也许你们记得1995年克林顿总统也是通过这样政治上的相互对决,最后胜出,并且改变了美国的财政计划,让美国的财政策略和管理法令的策略更加的保守一些。现金也就是说去年十一月,奥巴马总统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跟95年克林顿总统采取的变化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在今年十二月的时候奥巴马总统他已经决定进一步来延期现行的税收政策,也就是说把这个税收政策再延期两年。这样一来可能让有些人失望,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在短期也许他会管用,但是在长期到底能不能够,短期它也许能够让我们比较乐观,长期怎么样我并不敢说,我是比较保守在这一点上。但是像现在我所热爱的美国面临的这些挑战我想主要我们需要来去不断的调整我们长期所形成的结构方面的问题,并且在调整过程中也变这些挑战为机遇。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之前的,之前美国是充满希望,是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国家,但是现在美国被一团乌云笼罩,而且这个是在过去35年都没有看到过的,这些乌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的真实而且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医疗花费到全球GDP18%,而且在未来的几年可能这个数字还要在翻一倍,当然现在的医疗法在去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了,这样一来就可能让更多的人得到医疗保险,但是至于医疗的费用以及医疗的质量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而且就是现在有一些在法律中已经欠函的税收,也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加多的问题,让这个经济的体系更加的不稳定。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一些财政和养老金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地方政府层面和在国家层面上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在未来的几年将慢慢浮上水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还有1500亿的财政缺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钱来保证我们地方的养老金,当然在房地产的经济现在也并没有从2008年的完全土崩瓦解中缓和过来,而且政府现在的政策也并不重视这个,但是我觉得现在奥巴马政府他现在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他却没有解决造成这些的根源问题,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当然我想说的是美国这个改变它确实是发达国家,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也不敢说在未来几年还能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当然我相信我们,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中美两国不断的加强关系,能够让我们两国人民都得到切实的实惠。

  然后我想谈一下关于现行的这些进行的项目,比方说美国在未来可能还会以3.5%或者3.4%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经济每年还能保持2%的增长速度就会再为经济活动带来2.8万亿美元的收入。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面临很多财政的问题,但是我想唯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必须加强我们自己的自身的力量,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健,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历史的文化的优势,让我们能够发挥美国活跃的精神的这一面,当然还有我们的政策需要一些改变。我想谈四个方面,当然我现在并不是想以一个政客的身份来谈这些问题,我希望非常切实的谈一下能源,移民,财政以及教育这四大方面的相关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能源保障政策,这个能源保障政策需要植根于美国的革新和美国的资源这个现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它不能够仅仅依赖从国外进口这些能源,这样一来的话它们就没有良好的稳固的竞争地位,当然美国它现在可以说每年进口,70%的油耗都是依赖进口的,这样每年要消耗六千亿美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我们知道美国自己也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当然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的储量其实是高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天然气的储量,而且这个储量也比世界很多国家都高,而且我们每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仅仅依靠进口来满足我们的石油消耗,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发展我们的水电或其他的一些清洁能源方式,当然所有的这些政策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核站发电和其他发电的方式,这些都可以减少我们在财政方面所面临的一些困境。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依靠新兴能源的话就会让我们整个国家能源保障得到切实的维护。

  当然还有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在美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贸易赤字问题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可以看到使我们的每一美元它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我们的石油的代价还有我们土地的代价以及很多资源的代价。美国的能源政策可以创造工作经济增长,并且还可以创造很多税收收入,在大体上来这是很好的,不论民主还是共和党,它们都非常同意能够来为国家建立一个能源安全的政策。

  第二点,我们是需要移民政策。我们现在的一个秘密武器来重建经济的发展对美国来说就是移民,为了能够使我们长期之内能够实现3.5%的经济增长,我们就需要能够有很多非常勤奋工作的人民,这样勤奋工作的人民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有这样的问题,欧洲有更严重的问题,日本也有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的人口增长率在不断的下降,甚至人口在不断的降低,而且老龄化的人口问题也会使得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美国在这方面的确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有新注入的力量来为我们的经济提供新的活力,就是在我们人民的DNA当中也是全世界的人民当中DNA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富强和进一步的进步。就像我们的美元背后的所印到的富兰克林,他们就说到现在这样的一些创新的和勤奋的人们在美国还有在很多国家都有存在,我们大家可以想象这一点,每一代每一代这样的移民在美国所创造的这种财富在其他国家是无法实现的,在欧洲是做不到这样的一种成就,在很多其他国家也面临相关的问题。

  在说到美国移民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是因为我非常坚信我们的联邦政府可以来把我们的边界建立的更加的稳固,而我们大部分的美国人将会来支持一个全面的移民政策,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源上的安全,我们同时也需要边界的安全和稳固。这是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这样的问题,我也相信在短期之内奥巴马总统将会把它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任务来做。我们要把我们的边界建立的更加稳固,并且创造更多的工作来解决我们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将会用一个完全的制度的开放来开放给那些高素质,高教育的人才,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人才。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说的话,如果让全世界的人去决定他们想住在哪儿,让他们可以买一张票去到他们最想去的地方的话,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话,很多人会选择美国,并且大多数中的他们将会是非常勤奋工作的人,并且将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充满活力的一些经济活动。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这样的人口将会给我们很有发展活力的经济。

  第三点,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来减税,并且能够用其他的一些活动来更多的使经济变得更加繁荣,我们的移民政策可以使国家继续进一步进步,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税收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改革,来使我们的繁荣能够更加的稳固,我们的中国的朋友给我们提到了,要想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发展,我们的大多数的美国人刚会同意这一点,那就是在过度支出和收入方面要实现一个平衡,并且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对平衡的一种回应,因为现在的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赤字的问题,它是不平衡的,并且是不可持续性的一种问题。

  从1934年以来任何一个党团它们所要实施的都是要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从二战以来,尤其是在过去两年当中,它们的支出尤其是在,它们在很多方面的支出都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去年我们有一只非常显著的一个党派叫做查党派,它们也有很多关于这个政府和党派支出的相关的解释。联邦政府将会很快的来建造一系列的从2008年以来的这种相关政府支出的相关的一个解释。我们相信会在五年的时间之内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制度,我们现在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个事情。这也就是说现在联邦政府每年有两万亿的相关的债务,并且同时将会有一个新的关于财政债务的解释和一个建构。这是几代人他们在市场构架上以及在我们的政府层面上所做的,我们现在在现在的税收方面我们有1.5万亿多的税收,并且在这方面的很多的一些组成的内容,是我们的政府可以从中受益的,而且也是我们的国民可以从这个税收的相关花费当中受益的,我们对税收的这种购置有一些已经受到了一些破坏,并且有一些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我们在医疗法律上超过九百多条的医疗法规,对我们的医疗改革和健康方面一些内容都做出了规定,并且我们相关的这种法律是摞到一起是非常厚的,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相关内容,而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这种法律,关于中央银行的是有30页制度,关于其他方面的制度有66页,还有500多页的来自不同的分支机构的相关法律的一些内容。但是大家不要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政治方面应该有非常详细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在过去两年之中我们的政府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变得更加的繁荣,并且能够使我们在一个国家当中,这个国家里的人民非常的勤劳,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和繁荣,我们的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应该保持自己的,控制自己的规模,并且能够为大多数的人民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服务。这从政治层面来做到这一点,我对此也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去控制它们的开支,在当代的时间当中我们的联邦政府,尤其是今年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美国的社保的相关的问题也需要能够更好的进行处理,并且能够惠及更多的人民。奥巴马的政府在这方面也有相关的言论,就说到了我们要会对税收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并且对于个人税收要进行一个降低,使得1.2万亿的税收能够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且能够应用到国民身上。政府做到这样的事情并不容易,它们需要时间,并且也需要一定的相关的动力来进一步的投资到美国经济当中。

  说到美国的另外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变通和改革。从经济繁荣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点,它是我们能够使美国一直领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率已经超过了50%,并且还在不断的进一步的扩展,现在的大学生在美国每年毕业生数量非常多,并且根据OECD一个项目,对于国际生的一个调查可以看到,现在对于15岁的一些相关的学生他们在数学,科学和阅读方面的一个比较,可以看到美国学生他们的得分是高于其他的国家,而上海也有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些优势。在32个国家当中美国整个的总体的排名是位居前列的,在美国我们也在教育青年人方面也是位居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所得到的这些指数我相信它是展示了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一种不断的变化和改进,并且也指示了我们国家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需要这样教育上的变化,并且我们也希望有一个现在更完全的,更全面的信息和基础,能够给我们的整个美国的国民制度当中注入更多的活力,并且给我们的人民更多的权利去进行选择和做出创造和贡献,我们需要这样的技术,需要这样一切的结果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种不断的进步。而且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的毕业率已经有了32%的增长,并且大学方面的这种毕业率是领先的,尤其佛罗里达州高于其他州,这也是我们充满活力的政府的基础,并且能够在科技方面能够有进一步的进步,而且也可以使我们的教师水平不断的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可以能够实现这一点。

  所以最后我要说的是,不要把美国排除在外。我个人尤其相信,尤其是在亚洲很多领导人都认为,他们说我们位于美国之后,但是我个人是不同意这样的论调的,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出更大的一种战斗和贡献,并且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获得更大的益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邀请我来,上帝保佑你们。谢谢。

  主持人(杨曦):非常感谢布什先生,请稍候。下面我们将会有一个现场的问答的环节,在座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提问可以举手示意,请请布什先生可以挑选一下您希望哪位朋友给您提出问题。

  记者:尊敬的布什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是来自股市动态分析杂志的记者。现在共和党对奥巴马政府的刺激就业的政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美联储现在这种持续向市场铺钱的行为,在刺激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通胀等等很多问题。想问一下共和党对目前刺激政策有什么方案,除了这种持续的注添以外?谢谢。

  约翰·艾理斯·布什:现在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主要能够保持经济不断的增长,并且要减少联邦政府它的支出,但是不幸的是我觉得现在经济体系中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扰度因素,也有很多问题,不知道如何来进一步的来管理或者约束私营部门的一些行为。也就是说共和党它的政策是能够来减少这些政府的支出,并且能够提供其他的一些政策,能够鼓励私营部门加入进来。在这方面比方说我们国家有两派党派,政治分歧非常大的,但是我想在这次大选后,我想毕竟反对党得到了很多政治权利,也就是从1936年到现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权利倾斜到反对党。这样一来的话我想如果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如果是不能够得到群众的响应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可以采取其他的策略,比方说如果奥巴马政府如果想来改变他的策略的话,我想有很多的人他们都会对经济政策提出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也要减少政策方面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之间的分歧最主要的是看哪个政策最后真的能够切实有效的帮助我们发展经济经济,政策不仅仅是政策法律制定的过程。像能源问题,因为现在必须区分我们的能源政策跟环保政策是两个政策,因为我们的能源政策主要是能够在长远的基础上实现我们能源的安全,并且以一个比较经济的价位来实现我们经济的安全。

  记者:我是来自搜狐的记者,我想问一个问我知道您是非常成功的州长,另外您也是非常成功的地产商人,您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尤其在房地产方面,我不知道您现在对中国的房地产有没有什么了解,但是现在一个情况可能告诉你,可能北京的房价或者这些大城市的房价已经跟美国的很多大城市的房价一样高甚至更高。我问您,如果您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您是否有意向在中国去做房地产投资,您认为什么算是房价高,什么算是房价低?谢谢。

  约翰·艾理斯·布什: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说,所谓的低房价和高房价当然是要基于我们的家庭住户的年收入来的,或者是相对于我们住房者的购买力来测算的。比方说现在在中国我们的家庭的收入如果买得起这个房屋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房价还不是非常高,还是可以承受的;如果你的房价像美国一样,就是非常高了,已经超过我们家庭收入能力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房价就算非常高的了。我想说的是所有的房地产的投资行为应该是本地行为,也就是说我作为外国人不会投资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当然了我在成为州长之间我跟我的合作者经营着这些房地产公司,事实上在我当这个州长以后我就离开了我的合伙人,后来房地产就是不断的繁荣,等我从州长这个职位卸任后,房地产的价格又跌下来了。也就是说在我整个就任之前,就任之中,以及就任之后我都没有赶上房地产繁荣的机遇。当然我非常反对在任何的市场上进行投机行为,尤其是我现在看到了一些国家政府,中国国家政府它说制定政策的一些准则和测算的基础,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房地产价值的本身。

  记者:布什先生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您。

  第一个,面对目前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性,归国在汇率方面争论很多,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士说要想解决全球货币的问题要建立超主权货币,您怎么看这样的提议?

  第二个,在美国经济延续复苏的情况下,全球几大黄金持仓量开始下降,持仓量的下降意味着投资需求的下降,这是否意味着黄金价格的走势与美国经济的复苏具有相悖性?谢谢。

  约翰·艾理斯·布什:首先这个问题超出我的回答能力范围,我想说的是首先中美之间的货币波动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大的经济环境,比方说现在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重新来估值或者就是升值。如果中国能够认同这一点或者说允许人民币升值的话,那么刚对中美关系甚至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都带来很大的、很好的影响,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么现在我们的增长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就是说中美贸易之间的贸易的问题本质也就不同了,所以我想最本质的是我们要解决这个根源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来关注某一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割裂来看,因为现在美国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财务部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我想作为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可能都是不能够解决这个的,所以我想说这方面我是非常的,我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专家,所以我可能不能够完整的来回答你的问题。

  记者:布什先生,我知道您是共和党人,您和您哥哥一样是有限政府的这么观点,因为有限政府这种理念在中国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或者了解不是特别多,正好我们有机会结识一位州长,在中国被称为省长的人,这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中国见一个县长,不管是现任的还是离任的,机会都不多。我想请您讲讲有限政府和它对立面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在中国我们理解起来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做几乎所有的事情。以前我们结婚生子下葬大概都可以找政府,现在我们有了有限政府,我想听听州长说说。

  第二,我知道州长不在那个位置上了,您回顾您过去您主要的政绩,您是怎么看待您的主要政绩的。因为现在中央政府教地方政府不要太看重GDP。

  约翰·艾理斯·布什:我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当我回顾过去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比当时经好。首先我非常骄傲,就是说我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当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当然我在当州长过程有错误,也有成绩。有人问过我,有人说我吹,或者吹嘘,事实上我并没有吹嘘,不管我遇到了任何困难或者是怎么样的,我都觉得我的母亲在我身后,好像在告诉我你不要吹嘘自己,你不要鼓吹您一定可以做的更好,母亲给了我很大信心,指导和引导。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历程,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所以我想说的是所谓的有限政府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美国各个种族的人,尤其像在美国我想就是有限一政府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也是与我们的宪法中所定义的这个美国人是相互一致的,当时美国的最早的这几任总统他们订立了这个宪法,并且订立了这个十项宪法的补充法,在这当中把公民和政府的概念完全分开了,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点。我想其他的国家并不把公民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利这样分开开来。而且说公民权利和政府的权利从开始,从本质上,在宪法当中订立的时候就分割开了,我想权利的分开是我们美国人从骨子里面带出来的。那么我想如果我们想创造一个非常平等的,非常自由的社会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奠基的准则或者一些基准准则,这个准则就是说为政府的责任所提出一些划分,一些边界条件。比方说在我们现在的国家,我们现在有这种自我治理的机制,这样才能够让公民享有足够的自由权利,所以我认为没有这种有限政府的责任,一个社会是不能够正常的运转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当中公民他必须需要能够自我管制,或者比方说就像父母他生了一个孩子以后他就要鼓励这个孩子,爱这个孩子,并且要全心全意来照顾这个孩子,这就是父母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公民责任,而且父母他也要围绕着这一理念不断的创造价值,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创造一个非常充满爱,充满博爱的社会。也就是说在社会运转当中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当中所形成的天然关系,而这些与政府的权利不相干的,也就是我们完全依赖政府管制,我们要发挥公民的良知,自觉性。

  记者:州长,我是来自中国科技大学,我非常想知道在下一届的总统大选当中,下在你家41届和43届,也许你的儿子47届总统,就是我想知道在下一任总统大选里你的儿子可不可能成为第47任的美国总统?事实上,我已经听到就是你的儿子曾经说,可能不打算来竞选美国总统,所以在这个方面你能不能透露一点内部的情况?

  约翰·艾理斯·布什:事实上我在布什家族来竞选总统当中我也可以提出一些我的个人观点,首先我们这个国家一共有三亿人口,现在我们有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然后又是布什总统,然后是奥巴马总统,我们会不会在奥巴马之后又迎来另一任布什总统呢,我也不好说。必须得说的是美国有三亿人口,而且有很多的人才都有当总统的资质,所以我想说我们国家从骨子里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开放自由的国家,我们崇尚的是开放自由平等。也就是说也许在45、46届,46任可能由其他人来做总统,而且我父亲和我的母亲都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来关注我们所在的社区,不断的更邻里街坊搞好关系,也许这个对我们更加重要,制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对我们来说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儿子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来竞选第47任的总统。但是我想说的是在2012年总统大选当中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远,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变革的非常快,进步的也非常快,也就是说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都在发生,当然所有的这些因素它所发生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造成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不稳定性。所以就是说从政策方面来说,或者从政党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说不好是不是在下一届的选举中民主党能获胜,或者共和党能获胜。

  记者:你好,布什先生,我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记者。我提的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敏感,但是想跟您探讨一下。其实刚才您谈到了美国在新能源方面希望有这样一个发展,其实中国可能也希望把自己的经济增长极放在新能源增长方面。尤其在2010年美国跟中国签订了很大的新能源方面合作的定单,但是有很多人,包括业界的专家提出了美国的阴谋论这样一个说法。因为说美国也需要增长极,新能源技术还不那么成熟,于是全部把这些高污染的要发展技术的项目全部落在中国。而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说经济方面,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股市A股大跌,但是在这之前高盛集团鼓吹中国的股市将会走的很好。其实很多人说这就是美国方面的阴谋论,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出货,去陷害了中国整个经济方面。不知道您对这种美国的阴谋论说法怎么看待?谢谢您。

  约翰·艾理斯·布什:事实上我并不太了解高盛集团它的这个研究是基于什么方法来测算的,我想说的在长期来讲我们中美之间肯定是要有这种长期的新能源方面的合作,我想说新能源政策提高方面并不是基于补贴或者贸易保护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对低碳性能源提供了很多补贴的政策,而且我们知道低碳能源成本非常高的,但是我们还是倾全力来支持低碳能源的发展。比方在美国现在可以购买电动汽车,当然就是所谓的可替代性的能源的汽车。当然你可以使用充电,而不再用石油做汽车的能源驱动。如果你买这样一辆电动车的话,你差不多可以得到四千美元的补助。如果你要是买那种电瓶高尔夫车的话,如果你要买价值六千美元的高尔夫电瓶车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减免税的优惠,而且这种车就是在中国出产的。我想说事实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主要想做的就是刺激经济的发展,当你从上到下的方式来制定一种政策的话,当然你的政策所最后出来的结果可能我们并不能精准的预测,但是我想说的我们的意图就是为了跟中国进行新能源方面的合作,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能源,可低碳能源市场化运作,也不是依靠补助来支持低碳能源的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非常快的摆脱消耗石油的局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些人才他们在研究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多进展。非常感谢。

  主持人(杨曦):非常感谢布什先生精彩而全面的演讲,其实布什先生恐怕自己并不大知道,他的名字在中国大中华地区翻译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内地被翻译成布什,在我国港澳台地方被翻译成布西,希望布什先生回美国之后带去我们对他们家族的问候。

  现在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上演讲嘉宾,这位嘉宾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13年前,他作为首席代表,为中国敲开了世界的大门;10年前,他开始活跃在亚洲最高端的非国际组织,让博鳌亚洲论坛一月二指成为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权威的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今天,他组建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为中国将来的国际战略提供最高端的智力支持。一直以来,我们这位睿智而果敢的客人就是变革潮流的引领者。每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总是能以耐人深思的问题和百家争鸣的观点刺激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纪思考自己的变局。

  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的确使宏观经济从复苏性增长进入稳态增长。但是,在2010年4月份,他说:全球经济虽已呈复苏迹象,但金融危机难言结束。这位总是拥有最宏观视角的智者一直抱有的,是最居安思危的心态,也有着对于时局最深刻的洞见。今天,我们有幸把他请到现场,听他与我们分享,他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宏观经济趋势与未来走向”。

  现在,请大家和我一道,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副部长龙永图先生!

  龙永图: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应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邀请,来参加这样的一次重要的经济峰会。特别高兴的是我能够和尊敬的布什州长同台演讲,因为布什州长不仅仅是在美国一个知名的、杰出的政治家,更为特别的是我和布什的家庭也有很多的联系,在我还担任中国首席贸易代表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布什的家乡德克萨斯。我在担任了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以后,我又以主人的身份在2005年欢迎了41届布什,到博鳌亚洲论坛演讲。在2009年又非常荣幸的欢迎了43届布什,到博鳌亚洲论坛演讲。而且在这两场演讲当中我都是作为主持人和对话者,与两位布什先生做了非常成功的对话。所以今天我也希望我们的布什州长把我最良好的祝愿带给你的兄弟和你的父亲。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听到了布什州长的讲话,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前景给了一个比较乐观的描述,我认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仅仅对美国,对美国人民是一个好消息,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强劲的复苏,那么将给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提供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量。

  今天会议主办方让我讲一讲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发展的趋势。因为中国在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9%-10%的经济增长以后,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快速增长,这样中国经济增长进程能不能结束?有些人提出来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快要结束了?还有人提出来中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进程?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进程,还是一个对全球具有威胁性的历史进程?还有人提出来中国能不能够有能力来解决在高速经济增长以后,在一系列的改革以后所出现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我想今天简单的利用这样的机会讲讲我的观点。

  我的主要观点就是中国经济还将保持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这样的趋势。这个判断不是我个人的判断,这是中国政府的判断。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的经济是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我觉得这样一个判断是有它的根据的,首先我们要看看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当中有哪几个?这几个力量是不是会继续发挥作用?我觉得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现在主要有三个力量:第一个力量就是城镇化;第二个力量就是工业化。第三个力量就是全球化。

  关于城镇化的问题,我认为可以说可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之一。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的高低,常常是标志着这个地区和这个国家发展的程度,比如说从中国来讲,中国在唐宋时期它的城镇化率曾经达到22%-23%。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大概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面。但是从唐宋以后随着元明清经济逐步的衰败,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一直在下降。所以一直到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也就是说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从1949年到1979年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之后,这当中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这样的经济体制,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所以使得中国的城镇化率从49年到79年只增长了6%,也就是说在197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才到16%。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又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中国把自己的城镇化率从16%增加到46%。也就是说在三十年增加了30%的中国人口进入城市。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为什么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城镇化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一条,城镇化是解决中国最困难的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不是要把农民留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而是要把大多数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就像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一样,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进城。所以这是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一个根本的途径。我们城镇化进程就是一个人口迁移的进程,就是把大量的农民迁入到城市,使他们成为城市居民这样的一个进程。这样的一个进程对于中国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方面这样的进程向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资源,而且是非常廉价的人口资源。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年能够以这么高的速度发展,特别是在它的出口方面,能够具有那么强大的竞争能力,主要是中国有一个相对廉价的,充裕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个劳动力资源现在应该说还会继续将我们中国经济提供三十年、四十年。中国的有些人讲中国的人口红利阶段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实际上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个别的所谓民工荒或者是征工难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一些从农村来的农民从教育水平各方面跟不上。或者说由于中西部地区发展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再不愿意去千里迢迢的沿海工作,就出现了沿海地区用工难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从整体上来讲中国劳动力的供应还是充足的。据中国的人口专家指出,中国人口还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万的新增人口。再加上中国每年有一千万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以中国整体上来讲劳动力的供应是充足,中国人口红利时期还能维持少三十年。

  第三,中国的城镇化向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香妃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大家知道所谓市场经济就是需求的信息。每一个政府官员都会问需求在哪儿?每个企业家都会问需求在哪儿?我们中国的需求在什么地方?一方面当然来自中国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已经超过了10%,再过五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超过两亿。这是中国消费群当中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但是大家不要忽略的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就是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里来的一千万多的农民。一个农民进到城里他的消费能力就会增加3.3倍。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以后,他的消费能力比他在农村消费要增加3.3倍,因为他在农村很多都是自己的,到城市以后需要基础设施,像需要教育,需要卫生等等,所以每年一千万个新农民将构成一个新的消费群体,一千万个消费群体对于欧洲来讲这是一个中等国家的消费群体。所以每年如果我们有一千万的消费群体加入到中国的消费体当中,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是巨大的推动。所以中国中产阶级不断的扩大,加上每年一千万新的消费群体的到来,将给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消费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有信心说,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以内需为主要推动力的这样的经济。我们的主要的根基就在这儿。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所以美国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讲过,影响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美国的科技创新;第二就是中国的城镇化。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不仅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动力,而且也是通过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动力。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才有46%,我们希望中国的城镇化率当然不能够达到美国的95%这样的高度,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达到80%。如果我们的城镇化率从46%增加到80%,如果按过去的速度每年一个百分点,那么就是我们还有三十多年城镇化进程必须进行,而每年又可以新增一千万个消费群体。所以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中国经济在今后三十年,四十年保持一个高速的需求推动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中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动力就是城镇化,而且城镇化这个动力将会在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年当中继续的起作用。

  第二个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力量就是工业化。大家知道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工业的门类,工业的发展领域需要继续进行。现在大家都讲,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前年我到德国去的时候,由于他们感到中国的重化工业还不能向中国提供,很多产品的核心,零部件这些原材料,特别是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相当的落后,所以中国虽然是生产世界上最多的船舶,但是生产那些船舶的最核心的都在德国,有些是在美国。虽然我们成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是我们出口产品当中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核心原材料都是在发达国家制造。所以我在参加德国那样的讨论会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国确实是世界工厂,但是我们西方是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这句话说的还是刺耳,但是我们觉得是对的。就说明中国在发展自己的重化工业,发展自己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自己的核心部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中国发展制造业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实际上发展策略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这样做,由于制造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现在甚至美国都开始提出重整制造业这样的口号。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人进行了一些反思,他们感到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很多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的比例严重失调。虚拟经济发展大大的放缓,实体经济缩小。在这里我念一段奥巴马总统在11月2号在推出美国一千八百七十亿美元一揽子刺激政策时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们必须降低美国金融业的比例,发展包括中低端制造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从而使美国经济的新的大厦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我觉得美国对自己经济结构的反思,加强了在我们中国继续发展制造业的理念。大家知道在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制造业对整个美国GDP贡献度曾经达到30%,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降到16%,到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又降到了11%。也就是说在2009年金融危机最高潮的时候,美国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度只有11%。而那个时候美国金融业对GDP贡献度是22.3%。它的房地产对美国经济GDP的贡献度是13%。也就是说一个房地产这样一个产业就超过了整个美国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结构的失调。因为美国政府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反思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后提出了重整美国制造业的问题。它们虽然在短期来讲是着眼于增加就业机会,我们我觉得在长期来讲对美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这样重视制造业,对我们中国来讲我们就要更加重视制造业,要坚定不移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坚持下来。当然不是说中国不要发展服务业,不要发展金融业,实际上现在和美国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相反,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失调,中国的金融业发展的太不够,以至于我们这么庞大的居民的储蓄,政府的储蓄,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不能转为有效的投资。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服务业,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金融业。

  所以前年克鲁德曼来中国,我们两个也是同台对话,当时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严重的时候,我当时说克鲁德曼先生你放心,虽然美国对发展金融业有一些重大的思考,但是我们中国能继续大力发展我们中国的金融业,而且要继续向美国人,西方人学习,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老师犯了错误我们就不再向老师学习。所以我们在反思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工业化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基础。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看到中国发展服务业,包括高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有我们一个强大的迫切性。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制造业。我认识香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叫冯落纪先生,他讲了一段话我认为讲的很好,他说服务业不能无中生有。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体基础上。所以我也想引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制造业是服务业的皮,金融业就是我们的毛,毛始终要粘在皮上。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要发展我们的制造业,没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没有一个强大的实体经济,我们的制造业,金融业就是没有皮的毛。所以我就觉得在今天金融业研讨上我讲大力发展制造业,不是不合时宜,这是发展我们金融业的一个基础。所以还要把发展工业化作为我们重要的动力来进行,当然制造业,工业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也就是确保我刚才讲到的城镇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因为城镇化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为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创造就业岗位,而制造业从中国来讲是当前创造就业岗位50%以上就业岗位的也,甚至60%,就业岗位都是制造业产生的。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原因,甚至中低端的制造业。所以我就觉得在确保就业的问题上,在确保城镇化顺利进程的问题上,工业化也起着一个重大的作用。工业化对我们的中国来讲为什么还特别重要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现在仍然是我们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强项。我们中国之所以在全球的对外出口当中占据一个重大的比例,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就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制造业,特别是强大的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是中国劳动力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挽救了全国,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稳定了中国的就业,致使了大量农民工返乡,在我们对外出口大幅下滑的时候,使我们的衣服,鞋,箱包,使得我们中国的出口不会大幅度下滑,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恢复。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在一个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来讲,我们还必须继续发展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动力是经济全球化。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时期内走过发达国家走过上百年甚至两百年的道路,正是因为全球经济化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全球的技术,全球的资金,全球的人才,才使得中国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短的时间里面取得这么高速的增长。所以中国今后三十年如果要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中国必须继续利用全球的资源,继续利用全球的市场,如果中国的经济在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就忘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取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政策。在这个方面全球化确实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开放出改革。我们中国内部的改革都是因为外来的压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也有内在的原因,但是不能不说外来的压力逼着我们必须改革,因为我们不改革我们会在全球的竞争当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刚才我跟布什州长讲,我带领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十年的谈判,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愿意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承诺:一个就是我们愿意遵守全球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第二个就是我们愿意开放中国的市场。所以我当时在向我们全国老百姓讲什么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为什么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我就讲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无非做了两个承诺,一个就是遵守规则,第二个就是开放市场。这两条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极为重要,而且对中国能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国际发展的环境也极为重要。因为我在发达国家学习,我也在美国工作了八年,我深深的知道它们怎么样看待中国,中国的发展有些人认为是一个机遇,但是很多人是恐惧,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威胁,但是我们明确的向全世界承诺我们是能够遵守规则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确的向全世界承诺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中国的发展就不会成为一个威胁。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如果这个改变是遵守规则的,那么它就不会成为一个威胁。一个国家经济不管多么繁荣,它的出口不管多么强大,如果这个改变市场是开放的,那么这个国家发展就会为全世界带来机遇,而不是威胁。所以中国正是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对全球化,对国际合作,对遵守国际规则,对开放市场这样一个承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营造一个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继续开放,也是中国的最根本的核心利益所在,我们都在讲国家安全,什么样的国家最安全?我一直讲,就是中国经济越开放,中国越安全。因为中国只有在开放的过程中才可能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一些主要的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像美国、欧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时候,我曾经告诫我的过人,我们不必害怕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因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美国人的利益和欧洲人的利益和我们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它们有几百个跨国公司在中国,如果这时候他们对中国实行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仅是打击中国的利益,首先打击的是它们在华的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就能够确保中国的经济安全,最终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在战略层面上我觉得中国还是要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从而使这个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所以各位来宾,我相信只有中国能够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在保持几十年的发展势头是完全可能的。从中国经济发展这三个动力来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能够做什么样的描述呢?我想是不是能做这三个描述?

  第一,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城镇化和工业化这两个内在的动力推动的。我再强调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城镇化和工业化这两个内在的动力推动的,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靠海外的掠夺,不是靠海外的侵略,也没有靠国外的援助,我们是靠自己内在的,可以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来对于的。所以这就注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和平的进程,因为我们的发展不需要到国外掠夺,不需仰仗一两个国家的援助,更不需要到国外发动侵略战争。所以这就注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进程,对这条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向海外来说明这样的事实。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重要性,就说明中国的经济不像过去某些超级大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样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没有依靠掠夺,没有依靠侵略,没有依靠援助,今后三十年也不可能这样。当然我们还需要做工作,需要强调这一点。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讲,他说由于全球化中国过早的获得了过于强大的力量。西方正以恐惧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中国,中国必须让世界了解和平发展的进程。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就需要向中国讲中国内在的发展动力是我们最主要的力量,这能从根本上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是一个实质性的可持续的进程。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又依靠了另外一种力量,就是全球化的力量。这就表明中国的发展是在开放环境下的发展,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由于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采取了一种开放的策略,这就使得我们中国在开放的过程当中和全世界国家共同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别国。所以当时我们很欣赏希拉里·克林顿讲的一句话,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叫同舟共济。这就确保了中国会实行一个和平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因为我们不可能自毁这样一条船,我们不可能损害在同一条船上的其他伙伴的利益,因为这样做那就是自毁自己。所以我们中国发展的第二个特点,由于我们发展是一个全球化的力量的推动,所以我们中国的发展就能够确保在一个开放的进程当中进行。

  最后,我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在保持8%、9%这样高的速度再来三十年?我认为这条对所有的经济战略家,对所有的政治家,对于包括今天所有的投资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中国经济可能会碰见一些沟沟坎坎,也可能会碰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上升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是有它自身的特点,可以说经济发展可以讲是在起步期,上升期,稳定期,成熟期,衰落期,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中国的经济就是一个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们在上升时期,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我们这次能够在金融危机当中经得住考验,就是像一个年轻人一样,他感冒了,吃两片药片,喝点开水可能就会好。但是如果处在一个经济衰弱期可能就跟一个老人得感冒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处于这样上升期发展阶段,就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只要能实行一个正确的政策,继续让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应该说再保持几十年的高速度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一个信心,实际上我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看好。因为我觉得美国经济之所以有强大的活力,我最赞赏的就是美国能够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国去,而且给他们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中国非常欠缺的地方。我们中国现在大概已经有九千万大学生,受大学教育的超过九千万,但是中国至今还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科学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所以我们在美国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美国的创新精神,美国人的创业精神,正是中国人所缺乏的。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时候美国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之间的长处,这是这两个大国能够共同发展,从而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都会发生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特别高兴能够聆听布什州长的讲话,他使我们再一次感到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强大的动力,美国在新能源的问题上,在教育问题上,在移民问题上,在税收问题上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美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所以在此我预祝美国经济继续发展,也预祝我们中美两国在合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成功。谢谢大家。

  记者:非常感谢龙部长。我想请问,我听到您的演讲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是信守承诺,开放市场。请问信守承诺,开放市场的承诺是否适用于经济之外的?您讲到中国经济发展原动力无非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但是如果这个承诺仅限于经济之外,比如我们对科技的阻碍,创新的阻碍,比如对互联网的管制。今年的1月5号我一个校友去国外学习,我说你会回国。他说我才不会一个Google都不能访问的地方。请问中国在其他方面能不能大开放?作为前政府官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龙永图:我觉得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看一看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做的都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中国的政策在有些地方还是不太尽如人意的,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一条很清楚,就是中国政府是采取一种积极的做法,在不断的使自己的政策更加符合老百姓的希望,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因为我们在理解老百姓的希望,和理解经济规律方面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执行了邓小平先生的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个做法。这个做法使得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13亿的国家,在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进程当中,我们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或者犯了错误还能改过来,我们不是几百万人,几十万人的国家,犯的错误能很快改过来。我们是13亿的大国,如果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改起来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中国政策变迁的时候还是要看到中国的政策是在逐渐的开放,逐渐的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对一时一事的经济政策的不理解,或者说甚至是不当的政策,我们政府会在前进过程中改正。我回忆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当时几十年的政策是荒唐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做。我曾经参加过联合国环境会议,当时对环境的看法是发达国家为了阻挡发展中国家的阴谋。这个现在看起来觉得是晃荡的,但是我们当时认为是正确的。还有像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开始认为既然80%、90%以上的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面,跨国公司里面,提出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就是保护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是持一种反对,后来又成一种消极的态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保护知识产权对于我们中国这种渴求创新的国家来讲首先是保护我们自己,如果在一个国家没有保护知识产权,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家,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创新浪潮后面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看法都是与时俱进的,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可能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也许会有一些新的看法。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我们中国在改革当中,我们需要老百姓的理解,需要老百姓的耐心。耐心对我们中国来讲,对13亿人口来讲是有巨大的影响的,不是说耐心是停滞不前,而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记者: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跟美国刚好相反,因为您提到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有工业化,城镇化,我觉得这只是改革开放带来了一种,我们发展的形式,但是我觉得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当然除了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制度的变革的红利,经重要的是有勤劳的13亿人民。我觉得我们在勤劳的13亿人民方面我们是无话可说的。美国我刚才觉得布什先生也提到了,怎么样让美国人民更勤奋,更愿意为国家的繁荣去创造。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原创动力,我想信息技术美国在全世界十几年来享受红利,如果下一个新能源技术又是美国来突破,那么它将享受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的红利。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在原创上面有重大的突破,不要让我们老百姓用过渡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撑中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考量的问题。

  另外布什先生提的几点我特别赞成,他提到了教育问题,移民问题,教育关系到中国长远发展方面我们好像关心的不够。所以我特别强调,不知道这一点上您有何见解?

  龙永图:刚才我讲到中国发展的几个动力,主要是物质上的,客观存在的东西,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些动力来讲就是制度性的这些东西,当然这个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也不可能把城镇化放这样重要的地位,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不仅仅是不搞城镇化,还要把大批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去,把很多干部下放到农村去,越搞越穷,这就是整个政策的战略的选择的结果。我现在只是讲,因为今天时间少,我没有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城镇化的问题,对工业化的问题,对全球化的问题更是这样。在中国全球化我们始终不它当做一个正面的东西来看待,这就是一个政策的选择,这就是一个战略的选择。所以在这“三化”后面都有政治方面的选择,我认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刚才讲到创新的问题也好,教育的问题也好,确实是中国面临的巨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比如关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着急,有些人好像觉得我们中国现在一定要变成创新的国家。所以我前段时间提出来,对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也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说中国现在不可能成为创造的国家,中国还是要搞几十年的制造。我说正确的提法是不是在中国制造当中增加一点中国创造的元素。这样使得我们中国的制造在一个更高的科技含量,有更高附加值上来进行,但是基础还是中国制造,离不开这个中国制造,因为我们转移出来的农民大部分是初中生甚至初中以下的水平。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要搞一个全员创新的,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我认为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把这个基础夯实。我最近看了一本关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对比,当然这个作者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也可以讨论。它说印度过快的发展自己的服务业,它的制造业始终是一个短腿,所以对印度长远的发展产生和很严重的后果。而中国选择了先搞制造业,大力发展制造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服务业,包括高端服务业,他认为这是比较循序渐进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赶上美国或者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水平,应该说由于我们教育制度问题,由于我们还缺乏一种创新的制度环境,所以中国要赶上和超过美国,在经济总量上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是在科技创新水平问题上我觉得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我们很好的研究一下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创新的环境,创新的制度,我们还有哪些做不到。有些我们可能永远做不到,像美国的移民政策。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一些问题上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局限性,就是我们经常讲我们中国的基本国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发挥我们国情上比较好的强项,而不是说美国人所做的东西我们全部都能做得到,因为国情的不同,美国能做到的东西我们做不到,虽然那些东西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按照中国的基本国情来考虑我们中国的发展。另外国际上还有一个分工,我认为国外在技术方面再领先几十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一个客观规律决定的。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分工来讲总得大家都有饭吃,你什么都搞,你什么都最好,你从产业链的最高端,到产业链最低端,中国人全占了,人家还吃不吃饭?总得有一个国际分工嘛。还是要互利合作,不能一家通吃。

  记者:您好龙部长,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听您的讲座。我是来自中国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市委部的经济人员,我想请教您一个微观投资的问题,因为今天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和在座的投资者一定会关心2011年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势。我想请问您对2011年中国股市大概是如何来走,是怎么看的?另外一个细节,您本人是不是也做了微观投资和理财,您有基金和股票的投资吗?谢谢。

  龙永图:首先讲一条我没有基金和股票的投资。因为每次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有钱的话还是存在银行里,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垮台的,至少那一点利息还是拿得到的。所以你要问我中国的股市问题,我经常讲在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股市还不很成熟的情况下,还有很多非市场因素的情况下,任何人对股市的估计不是瞎说八道就是瞎猜,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不敢回答,如果回答了以后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就变成一个笑柄。所以我不愿意变成这样一个笑柄。

  记者:龙部长你好,我是青年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这样,今天胡主席一行去美国访问,您看这次出行会对中国的经济,包括出口、汇率等方面有什么,就是经济方面的,还有政策上有什么倾向性?

  龙永图:我觉得胡主席到美国去访问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了,一好百好。另外我过去在谈判刚才当中也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在谈判当中什么时候跟美国谈判顺利了,我们谈判就比较顺了。这是因为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主导地位虽然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美国美元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以美国经济为中心和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制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或者说没有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和美国发展互利共盈的关系。所以每次我看到高层的中国领导人去美国,或者高层的美国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我都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沟通太重要了,如果中美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一些良好的沟通,这可以确保全球的经济发展,甚至说是在稳定上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我是这样看胡主席的一个访问,他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政策或者一个具体的项目去,他是为了营造中国和美国甚至全球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去的。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我觉得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可以根据自己国家利益制定政策,因为政策是在友好的国际环境中的,这个政策是会使大家得到好处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才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政策。谢谢。

  记者:龙部长,2011年经济方面有没有您最担忧的一个问题?您说未来三十年会好,这是长期,但是近期有没有您最担忧的?

  龙永图:中国经济的话说特别担忧或者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在那儿,所以即便出现了曲折,出现一些问题,但是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解决的。我对2011年中国经济希望解决的,就是解决一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比如住房的问题,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按照中国的国情建立中国保障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这两个体系把它分开,形成一种中国住房供给的双轨制,这是一个重大思路上的突破。这使得我们不是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房价问题上,房价只是商品房体系的一个问题,对保障房我认为只要中国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以最大的力量来建立保障房体系,我相信在中国的住房供给出新了一个平衡以后,商品房的价格自然会理性的回归到它自己的为了上来。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通过建立两个住房体系,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保障房体系,能使老百姓在住房问题上能够,不能说完全解决,至少看到点希望,这样对于整个房地产的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健康发展。

  主持人(杨曦):好,提问环节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龙部长。

  刚才龙部长没有对股市做出预测,无疑是一个非常智者的行为。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龙部长,感谢布什先生今天上午为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们有掌声再一次谢谢二位嘉宾。

  今天上午我们的论坛环节到此结束了,下面是午宴环节,请各位移步午宴厅。

  主题:“思辨全球 领新变局”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

  时间:2011年01月18日下午

  地点:王府井希尔顿酒店五层灯笼厅

  主持人(杨曦):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下午的论坛活动的现场。经过中午短暂的休息,相信大家对上午论坛的内容有一定的消化,在今天上午来自美国的第43届佛罗里达州州长约翰·艾理斯·布什先生来到我们论坛的现场,向我们分享了他对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和中美经济关系之间的一些观点和他的看法,同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先生也在上午的论坛中与我们进行了共同的演讲的分享,展望了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些观点。在下午的论坛环节我们将分上下场两部分谈一谈货币政策的改变对中国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首先我们开始第一场对话,谈一谈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些影响。在去年年初我国的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了稳健,稳健型的货币政策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和作用?下面我们为大家请上我们下午的对话嘉宾,下面请大家掌声请出:

  友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博士

  复星国际联席总裁范伟先生

  《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刘冬先生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基金经理张晓东先生

  今天汤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您的Title大家肯定很好奇,友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怎么不在经济圈混了,来公益圈了。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汤敏:是的,我从原来研究发展基金会做政策研究的,现在转到公益领域,其实这也不奇怪,现在很多的高端人士开始做公益。实际在国外很多的国家很多人做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去做公益,其实也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风尚。我们个人一直对公益有兴趣,现在友诚企业家基金会它是以企业家,包括复星老总,包括泰康人寿等等这些,一起做主要以扶贫为主。现在想办一个友诚公益大学,特别是要深入的推动这个事情,所以把我请来做友诚大学校长,我是冲着这个来的。

  主持人(杨曦):将来友诚大学会向社会招生吗?

  汤敏:它不是学历制的,它是非学历制的,我们有几个领域在做,一个想把一批大学生,就是有志于锻炼自己对中国的公益的问题,还有贫困的问题感兴趣的大学生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工作一年,经过这样的锻炼,我们企业家也需要这样的大学生,这样的员工到企业工作去。另外社会上很多公益事业我们也在推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800万退休人员,怎么把退休人员组织起来做志愿者,一谈志愿者我们都说的是年轻人,实际上我们成为资深志愿者对社会贡献才大,我看有没有简易可行的防止把这些退休人员组织起来。

  主持人(杨曦):汤博士一开始为我们介绍了其实人人都在变化,我国的货币政策也是,去年还是适度宽松,今年变成了稳健。其实我也听人说过对于货币政策来说无所谓稳健,就是一个松和紧。所谓的稳健只不过是从紧的另一种说法,您同意吗?

  汤敏:对货币政策我也很关注,因为我还有一个帽子,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副主席,所以对货币政策,对国家宏观经济也是非常的关注。确实中国人有一个褒义词,贬义词,所从紧好像觉得有点贬义词,用稳健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就是比较从紧。为什么从紧,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通胀压力加大。还有经济增长我们要防止经济增长过热。第三个国际热钱在今年非常的快。所以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通货膨胀,还有特别防止未来通货膨胀,我们现在要用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未来出更大的问题。

  主持人(杨曦):去年年底的加息是不是从紧的表现呢?

  汤敏:是的。

  主持人(杨曦):现在中小机构和大型机构已经不一样了。

  汤敏:对,这是非常对的,我们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需要很多小企业的发展,能够有一些活力,通过这种有区别的货币政策或者一些措施,能够使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的更加速。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货币政策现在从紧的趋势,同时还要看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改革在里头。这个我觉得同样对企业,对社会,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主持人(杨曦):谢谢汤博士。第二个问题提问范伟总裁,范总来自上海复星,刚才汤博士提到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我不知道范总把您所在的复星归为哪一类,我想归哪类好像都挺尴尬的,因为对民营企业来说上海复星无疑是国内翘楚,应该是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您觉得今年货币政策的收紧对于您所在的上海复星来说,您感觉到压力吗?

  范伟:复星现在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投资平台,投资公司。之所以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投资公司,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未来还是充满着大量的投资机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是存在着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我们复星成长的一个大的基础。我们也希望说在以中国动力作为一个基础,我们又能够嫁接全球的资源来发展这个,在中国动力的基础之上来发展公司的投资业务,这是我们公司的定位。

  主持人(杨曦):范总说到投资平台,所以去年您从福地退出之后有很多评论,认为复星从以前自己掌舵到向职业经理人转变的过程。您觉得2011年房地产市场走势怎么样?

  范伟:房地产市场首先从供应方来讲它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企业,开发商对资金的需求非常迫切的,所以货币政策紧缩对开发商的压力会很大的。第二个从购买方来讲是一样的,现在购买房无论是真正买家还是投资需求,总是 需要银行的支持,包括按揭贷款,作为包括房地产投资商需要很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如果说整个2011年货币政策很紧的话,房地产市场肯定会受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事情话分两头讲,因为一头说货币政策紧了我会受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房地产是天生的一个,当下正是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关键环节,我们现在从一线城市去到的二线、三线、四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改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以前的这些地方都是没有小区的,只有一栋楼,现在大家看到越来越多漂亮的小区了,所以全球这些需求,来自县级市和地级市的需求让你不可想象有多大。所以这种又有一种强烈的购买欲望,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平衡,中间肯定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至于这个平衡点对2011年底房价是上升还是下降谁都不好说。

  主持人(杨曦):我想从中国城镇化进度越来越快,对于房地产企业还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政策的趋向,所以即使在货币政策出现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比较乐观的整体来看待这个行业。

  范伟:对,作为个体的公司来讲,在中国的行业里面来做,其实作为一个微观的公司来讲,它要想的事情首先它把产品做好,把客户研究清楚,这是它自己要关心的事情。第二个,把自己公司的杠杆控制好,负债率控制好。这个是作为一个微观的公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生存、去发展的核心。货币政策我们是控制不了的,我们也影响不了,但是我们能够影响的是说我们做产品的档次,我们影响的是说我们对风险的防范意识,这是我们自己能够确定的。

  主持人(杨曦):再说说复星相对更加主业的方面,医药生物板块,我个人有一个很想问的问题,就是医药股未来今年的走向您认为怎么样?

  范伟:医药股,我对股市没有特别的研究,所以我也没办法说今年怎么样。但是我想医药之所以大家比较关注,或者说市场上还比较受欢迎,主要大家觉得是说医药这个东西的需求是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就是说你无论货币政策怎么调,生病了该看病还得看病。所以相对来讲医药这个行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波动相对会小一点。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它相对是一个抵御政策风险比较强的一个行业。

  第二个,这个行业又让人有比较大的所谓往上的空间。往上的空间的预期就来自于大家对技术进步的期待,一种期望,大家都觉得生物工程,基因工程,说不定哪天在哪个地方就有突破,这种突破带来的科技的生产力的增长,带来的对健康,对生命的这个东西,这个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他有一个很大的憧憬在里面,所以它既稳健又有憧憬,应该是一个很受期待的投资品。

  主持人(杨曦):刘冬是媒体人,你有没有通过观察感觉出来今年和去年货币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金面的资本市场也好,实体经济也好,在你的感觉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比如加息我们一块砖,两块砖上来了,现在您觉得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温度怎么样?大家的情绪怎么样?

  刘冬:我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刘冬,我们报纸大家应该大部分看过,今年也正好是第十个年头,因为我们是2000年1月1号成立,我一直作为报纸分管资本市场报道的一个牵头的人。刚才杨曦说到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想在这里举个现象,就说截止到现在,从国外的市场来看,主要是从成熟的资本市场,像美国资本市场,现在的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应该是一万一千七百多,它已经创了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从10年的表现,我们看看像亚洲一些市场,特别是像新兴市场,像东南亚、印度,南亚的一些市场,像去年涨的最好的市场是孟加拉国,大概是涨了80%多。

  主持人(杨曦):但是孟加拉国在年底民众都上街游行了。

  刘冬:对。像印尼大概是40%多。还有印度是10%几,还有泰国,菲律宾涨的非常好。去年中国整个市场的指数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下跌的,因为我们也算了一个帐,大概市值消失了1.7万亿,到今年元旦过后,当然由于整个像经济预期的,通货膨胀的预期,所以说各个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纷纷加息,也是跟中国一样的,它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收紧,但是中国这块表现的,从资本市场这块来说表现的尤其猛烈一些。因为昨天的股市我估计大家感觉到比较寒冷,昨天跌了八十多个点,三点几,今天我看也没太大的向上的表现。

  我刚才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为什么在全球经济的环境,其实并不是那么坏的一个情况下,中国的市场为什么…

  主持人(杨曦):特别我们还老说自己一枝独秀的情况下。

  刘冬:对。去年股市的涨幅,中国是列到倒数第二,第一是希腊。就说今年市场情况特别让人意料之外。因为我是上上个礼拜跟几个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在一起聊天,刚好马上要过元旦了,要对今年有预测,大家的预测比较趋同,就是一季度不会太明朗,但是二季度、三季度肯定会不错,除非是中国发生恶性通胀事件,但这是一种小概率事件。还一个就是再像08年一样,如果有什么大的雪灾这些东西,可能会刺激通货膨胀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整体预测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到了昨天跟大家通电话,大家就觉得还是有点看不清楚了。因为他们之前的预测,他是基于比如说全球经济还是逐渐回暖的一个过程,特别是美国,美国的经济向好以后,它会刺激中国的出口。还一个中国本身的库存的增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大家是比较一致的认为19%,大概也就调到21%。

  主持人(杨曦):如果按0.5%还能加四次。

  刘冬:对。现在一年期的利息大概是三个点,我们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当时是银行的一年期利率最低调到2.25%,加息不会特别强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市场表现的非常脆弱的形势?所以大家也搞不清楚。因为我是作为媒体人,实际上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记录人,记录大家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所以连一些专家都搞不太清楚,我刚才上台之前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像汤敏教授,像专门做实业的范总这块,我还想作为媒体的身份想请教一下你们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事情。

  主持人(杨曦):昨天大盘下跌张总肯定知道了,您情绪还稳定吗?

  张晓东:挺好。因为本身我二级市场投资也将近十七年了,我在美国做了六年,香港做了五年,现在国内做了六年,刚才大家谈到,像昨天那种情况,值得这种市场大跌的情况通常我不看了,我就早点上床,今天早晨起来游个泳。

  主持人(杨曦):我不知道投资人买了国海的资金心里是什么感受?

  张晓东:投资一定要从容。

  主持人(杨曦):我们看到很多,别说基金的经理人了,就是职业的炒股人,我们经常邀请到节目里面,我很用功的,我每天交易时段我看盘的,这种人的确他也赚到钱了,我们就很佩服。

  张晓东:现在看的是大的方面,包括今天过来学习。像二级市场,我看今年市场肯定也是这样,今年有可能也是跌,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说市场三千点,四千点,乱讲。从大的角度去年应该是跌的市场,只是说到去年年终的时候政府做了干预的,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GDP超大家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管加息还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这就是温水煮青蛙,就是整个市场就在通胀中流失。说去年为什么GDP增长数据这样,今年GDP数据肯定会提高,但是资本市场不好,为什么不好?不好的原因是确定性,这但非常非常重要,大家知道要买消费类,因为消费类成长确定性高,我们资本市场不确定性非常高,这种情况下,作为整个市场投资回报,我们整个经济里面是货币收紧,我们的资本市场里在未来对盈利前景不确定性情况下肯定不考虑。去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在年终比较低调的干预,整个资本市场去年应该是负的。所以今年我觉得不确定性还是很高,像会不会加息,今年的整体回报可能不会太好。

  主持人(杨曦):您对买基金的朋友会有什么建议呢?

  张晓东:像我们公司长期来说,主要注重选公司,这个市场现在有机会,像去年说没机会,但是水泥股也有,水泥股政府鼓励整合。所以所有板块我都看好或者不看好,市场还是有机会。就是今年有机会,投资不去猜点位是多少,不管政府是什么样的政策。对我来说我不去猜测市场,重点在选股。

  主持人(杨曦):您在选股方面有什么诀窍呢?

  张晓东:别人不看好的我就看好。实际上去年年底我整个市场上房地产板块配的最多的,我管两个基金,一个基金配了18%,一个基金配了16%。所以我现在老关心说谁不看好。

  主持人(杨曦):您觉得哪些大家不看好?

  张晓东:我还在听大家的情绪,这次我主要来听听大家哪些不看好。

  主持人(杨曦):我们看到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跟我们国家是相反的,我们是对于新的一年来说松财政,紧货币;美国是松货币,紧财政,这个你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汤敏:因为它整个的宏观的背景不一样,它的形式不一样。我们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所以它没有必要把货币政策做的偏紧,它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二个,它的赤字已经相当高了,而且它的总体积累的赤字也非常高,它的财政压力非常之大,这时候如果它再放松,它有可能出现像希腊这样的债务危机。现在不但是美国,包括整个欧洲的发达国家,现在都是在财政上压力非常大,所以它们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现在它没别的选择,只有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对我们来说正好相反,我们高通胀,通胀的威胁并没有被排除,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财政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财政赤字比较低,我们去年的财政收入也不错,所以宽一些的财政,紧一些的货币跟我们目前的情况非常吻合。

  刚才谈到了整个今年,不能笼统的说好还是不好,因为一年有365天,我们觉得上半年肯定也偏紧,因为我们通货膨胀的压力也还在,风险还在,另外还有全世界的经济在今年上半年不会太好,但是慢慢的到了今年下半年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另外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也有可能会稍微低一些。可能这时候货币政策会发生一些变化。反过来,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比较快的话,也可能会有些变化。所以我们严谨一点,我们还是要观察,但是在未来几个月,在通货膨胀威胁还没有基本上压制下去的时候,就国家的政策来说它不可能承担这么大风险。那么至于股市好一点、坏一点,两害取其轻,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可能通货膨胀对于全体老百姓的影响会更大,那么这个首先得把通货膨胀排解掉。

  主持人(杨曦):的确对于短期市场的预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汤敏:其实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去预测,经济学家的预测不是做股市的。

  主持人(杨曦):所以他们没有汤博士那么智慧。

  汤敏:经济学家投资就赔钱。

  主持人(杨曦):我们还是请教一下范总,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房地产方面,我听说过有这样的言论,说中国的加息有可能会引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唯一的担忧就是不知道最后一块砖头在哪儿?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也有可能会引爆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但是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退出,或者是否有退出的可能性,您怎么看呢?

  范伟:最近大家说的比较多的都是货币,可能大家把最后的原因都归到货币,包括房地产涨也归到货币超发。大家想一想货币到底是谁发的?是央行发的吗?因为小川前段说的池子论。我的个人的理解,其实小川行长讲的意思是说我央行外汇储备进来了,但是我央行的责任是把它对冲掉,我已经通过央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它对冲了。所以我央行的基础货币并没有投放太多。大家知道货币发行不是央行,是地方发的,商业银行也在法,M2是商业银行发出来的,商业银行的货币又是谁发的呢?其实是我们在座的大家发的,企业也参与了货币发行。货币自然而然有一个市场需求。企业为什么有市场需求呢?我为什么去银行贷款?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所以我去银行申请贷款,我要用于我的扩大再生产。我有了贷款之后按照现在的中国的过去一段时间的商业银行的制度的话,过去它不是授信的,就是不是说我有一个授信,五个亿,我今天一千万我就提一千万,过去的做法是说我五个亿我必须一次给我。五个亿批下后我就用一千万,4.9亿又冲回去,这又变成银行的存款,它拿着又放贷去了。这样企业对货币的需求没有被人为的放大。但是现在银监会已经有新的规定了,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现在规定要实收实付制,就是用多少付多少。这样从机制上可能会减少中国的货币发行的放大效应,会适当的合理的控制。

  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把原因都归到是货币发行,但是其实货币发行不是说有一个机构自上而下发出来的,货币发行是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才有那么多的货币被创造出来。现在问题就回到了说你这个需求到底是一个合理的需求吗?你这个投资是一个真的投资吗?你的这个投资是真的有产品创造出来有市场需求,是满足了普通老百姓的需求,我创造了这个产品,我是一个合理的投资项目吗?还是说那个投资项目本身就建立在将来土地要涨价,将来资产要升值?所以这个是核心。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机会到底是真的投资机会,还是虚拟的投资机会。如果说中国的投资机会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投资机会,因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确实有大量的生产需求需要有大量的投资,这个没问题,货币就让它扩张。现在担心的是说央行为什么担心,中央政府为什么担心,它担心你这个投资不是真的投资进去,这个投资本身就是虚的,就是大家炒来炒去,这个时候当然它作为人民政府,人民银行它要控制,不能让它失控。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个投资项目到底是不是真的投资项目,这个是核心。如果这个东西是虚的,这个循环到某一天终会破的,等破了就来不及了。所以中央政府和央行会担心,它要控制货币发行。但是我要说货币不是央行发出来的,它是大家发出来的。

  主持人(杨曦):您讲到投资对投资的驱动,我们看香港房地产市场一共有多少,也就几十家吧,但是北京的房地产企业在整合以后有很大的数字,还包括一些中小的民营企业,像浙江一些企业在发财致富之后,在制造业道路上受挫之后,马上转投奔向了房地产市场,奔向了煤矿,所以有人打一个比方,房地产经济就是鸦片,煤炭就是可卡因。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房地产市场为什么会引进这么多资本,从央企到民企?

  范伟:这反过来说中国的投资机会还是偏少,一个说明中国处于财富创造期,那么核心问题财富创造出来干嘛?当然作为生产型企业理论上来讲是扩大再生产。但是现在说中国生产能力过剩,那就不需要扩大再生产,那干嘛呢?买车,买包,这个能买多少呢?最后这个钱要有一个去向,无论从文化上还是历史经验上,房地产是一个比较好的收藏财富的地方,所以大家自然而然觉得这是一个好去向。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投在房地产里面,还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房地产都这么投进去,房价越来越高,到底是虚拟的还是实在的。这里我认为有实在的地方的,因为中国除了在房地产说话的投资之外,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几年是大量的,是非常厉害的。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不一定很恰当,上海的现有的存量的民用住宅房可能大概是五亿平方米,如果说上海一年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修地铁,修路,环境建设等等,我们假如说是五千个亿的话,如果说把这五千亿的投入全部换算成,这个增值全部体现在住宅里面的话,一个平米就是一千块。就是说上海的如果简单这样来算的话,就是什么都不做,平均的价值可能会增加一千块,这一千块不会全在住宅里面,还会去到其他地方。我就是讲中国房价增长是有实在的基础的,第二个就是人口的集中带来的这个需求,对价值的增长还是有这个实在的基础。把这些基础一算,二算,三算,算了以后和实际房价的涨幅,中间到底有多少是泡沫成分,到底是大家炒出来的,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大?这个就是风险所在。如果是实实在在有基础的,那么这个房价每年增长个百分之三五,百分之十,可能都是合理的。但是每年房价都在涨30%、50%,这个恐怕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杨曦):可能大家都盼着跌10%,5%,您觉得有这种情况吗?

  范伟: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跌5%的概率比较小。

  主持人(杨曦):好的,我们再把话筒交给刘冬。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每年年底的时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央行工作会议都会公布关于第二年的广义M2的预计和信贷的预期,但是去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刘冬: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主持人(杨曦):不知道汤老师注意到没有?

  范伟:M2增长目标有公布17%,去年可能实际增长20%几,今年没公布。

  主持人(杨曦):当时我发现这个问题我感觉到是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央行对于现在货币供应量的来源渠道已经做了一个多元化的预测,就不止是来源于银行,包括来自于资本市场,来自于IPO领域,所以不止观察从银行放出的,像刚才范总说的,也不止中央银行一条线放出来的资金量,还有很多来自于更广大领域的资金的涌出,这种量可能不是我们数据里头所能够观测到的,但是会对实体经济,资本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您觉得这方面它的力量,这笔钱的力量大吗,会对我们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刘冬:去年中国整个资本市场,因为我们年终做一个报道,也是算过一些数据,比如去年中国整个IPO数量是最大的,IPO的家数是最多的,所以说它的数量在全球也是最大的。一个是货币紧缩以后,它可能会激励一些企业做资本融资,这个数量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作为媒体,去年一直在关注中国IPO的一些问题,大家也知道去年创业板开始设立,现在中小板的数值大概是两百亿,创业板大概是一百多家。但是在这么庞大的,说是整个今年,我问了他们投行的老总,今年的像创业板这块来说大约有三百多家,今年整个可能是直接融资的可能没去年高,因为去年有大的企业上市。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上市公司的一个质量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像去年虽然说我刚才说了1.7万亿整个市值的消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是对小企业,去年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炒作,其实也是大家没有投资渠道,一个是进入股市,一个是进入楼市,楼市去年大家都看到了,也是一个压压不住,还有一个就是小型公司的炒作。

  主持人(杨曦):中小企业,包括创业板。

  刘冬:对。所以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回归估值的过程当中,所以最近我看小企业跌的非常厉害。还有一些在上市公司中的造假行为,我们去年在三四月份,我下面一个记者我们一起报道了一家企业,就是苏州的一家企业,马上挂牌,挂牌前夜我们报道了它的一些造假情况,这个就直接导致这个企业停盘。就是说导致了这样一个,其实是从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就说大量的造假的公司,也不能说大量。

  主持人(杨曦):刘冬讲的很客气,那么在制度层面呢?

  刘冬: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层面喊了好多年,我从十年前开始报道资本市场,一直到现在,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进步,看着制度一步一步完善,当然与国外的制度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毕竟还是在进步。所以说在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作为媒体,所以说我们主要是关注,就是找一些问题所在。

  主持人(杨曦):抱着一种审视的目光去看待一些事物。

  刘冬:对。现在说中国到了美国这样一种阶段,现在有两千多家企业上市,达到一万家大概要多长时间,可能跟美国一样,但是要快于美国。所以在以后大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还是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因为像去年大概比例大概是70%,现在好的企业都上了,有些差的企业也挤的,因为我作为媒体我经常会观察有些企业它提出上市,甚至是在有些PE公司的大力协助下造假的情况估计会越来越多。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作为媒体的角色,可能以后这样的任务越来越重。因为今天上午我听了布什先生和龙部长在讲,布什先生在讲他美国治理的一些经验,其实我前面看过他的博客,说的挺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社会制度为什么一直比较平稳,包括进入资本市场,因为它有三个人的存在,一个是上帝,一个是警察,还有一个是记者。因为上帝是代表宗教信仰,这个在中国往往是缺失的。警察是属于法律范畴,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是在建立之中的。记者我们感觉到我们逐渐强大,但是我们感觉这种强大还显得有些无力。所以我们在整个涉及到中国资本市场,金融领域的暴涨过程中,我们虽然往往显得很自由,但是往往显得不自由。所以报道一些企业或者一个制度的提出,还是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主持人(杨曦):请张晓东继续分享2011年对资本市场的观点。

  张晓东:现在大家关心涨还是跌,几个星期前一个官员跟我一起聊,就是怎么把钱引入资本市场,我说市场一个是房价,一个是物价,一个是股价。当我们把物价和房价掐住的话,股市作为虚拟经济它不可能涨。所以政府领导人希望把物价、房价卡住,股市还继续涨,这个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大的环境情况下,我就看不出大的基本面怎么样。

  主持人(杨曦):为什么钱会像一些比如大蒜,苹果这样的领域流,而不像企业流呢,您觉得原因在哪儿?

  张晓东:大蒜也是专门做大蒜这部分人,股市也有钱进来,做其他做实业的也有钱。像09年股市大涨,就是以前一些做实业的进来。还有艺术品。

  主持人(杨曦):您觉得中国股市还是资金推动型的市场在目前落说?

  张晓东:它没那么简单。从我们专业投资者来说,他是看有多少收益和多少风险他看进不进,现在流入股市的钱有很多钱,所以人家要看有多少收益。所以它是一个变量。

  主持人(杨曦):包括2011年中国股市还是相对来说不太乐观。

  张晓东:刚才汤敏提到了,国家怎么提通胀,像上半年比较高,到下半年比较好一点,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对付通胀的措施,但是我看难。我觉得今年不可能低,后年也不可能低。

  主持人(杨曦):从今年开始算五年之内,就是整个“十二五”期间呗。

  张晓东:以前的价格太地,像用于工业的土地,现在电煤都是卡着的,包括农产品,现在农民种的粮食翻一倍我都不觉得贵。农产品价格太低,农产品价格应该涨。所以整个来说通胀低不下来,尽管说通胀下半年跌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生产要素被卡住的,低的时候它的价格肯定又高上去了。

  主持人(杨曦):接着张晓东的话说,通胀预期非常高起,农产品价格也好,资源类的,也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源类股,农产品股会有好的表现,您认同吗?

  张晓东:这个东西要看股价涨的情况,因为这个涨不涨取决于未来的预期在不在里头,所以我们讲股价变动的原因这些东西有没有反映在股价里面。如果跟预期一样,超过预期涨,低于预期跌。

  主持人(杨曦):大家已经有预期了,往往有预期利好出尽的时候就是利空到来的时候。

  张晓东:有时候四五个点,可能认为市场是负面,政府可能就干预了。

  主持人(杨曦):最后想请各位嘉宾在货币收紧情况下,又稳健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走势会怎么样?我们的投资人,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应该把投资放在哪些领域?

  汤敏:关于投资这部分我不懂,特别想听各位支招,我们投资去。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上半年的比较偏紧的货币政策,下半年是不是一定还是坚持,我觉得还得看下半年的形势。所以我们应该把今年的整个经济形势分成两半来看,不要过早的下一个结论。

  范伟:短期的确实看不清楚,因为曾经有一次碰到高盛的一个中国人,但是他是管着高盛全球交易的,他说中国的状况已经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所以高盛毫不犹豫去养猪了。所以我也是一样,对短期真的是看不清楚。但是我想有一点我可以看的很清楚,我相信13亿的中国收入水平未来几年都会比较快的增长。然后这个比较快的增长就会带来大量的中国的巨无霸的公司。

  主持人(杨曦):您说的巨无霸是指经营上的?

  范伟:经营上的。我意思是说建立在13亿中国人富裕起来之后,这个作为基础一定会有很多巨无霸的公司在中国产生。

  刘冬:要说今年,因为上午我听了一下龙部长的讲话,因为我是建议大家,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千万不要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因为龙部长说他要把钱放到银行里,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我们前一段做了一组报道,就讲我们整个失灵,就是偏股的基金公司还没跑高CPI的数据,就是整体的。但是我是建议,特别是中小者你们的投资理财的方式,就是说最好还是去买基金,因为心里还是踏实一点。至于买哪只基金还是你们自己选择,买国海的也行。

  张晓东:听了觉得大家挺迷茫的,都看不清,我觉得这次活动参加的值,每次迷茫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主持人(杨曦):您在这儿不妨给大家更加明确一些,您觉得您对于国海富兰克林过去的业绩满意吗,对未来有什么描绘呢?

  张晓东:我们对未来总是审慎乐观的。

  主持人(杨曦):好,谢谢台上的四位对话嘉宾,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确能够感觉到各位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持乐观的态度。

  相信这两年大家如果出过国的话,会有一种切身的感受,就是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时候,能兑的更多了。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人民币升值也许意味着出国旅游的时候更加经济实惠,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汇率一个百分点的波动也许就意味着进出口总数的大幅变动和整个外贸经济格局的变迁。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从媒体听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但是我们却鲜有机会了解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所以,为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机遇,请大家和我一起掌声送给我们接下来的几位对话嘉宾,让他们跟我们聊聊“人民币汇率走势对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影响”。

  有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原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先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先生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陈炎顺先生

  国海富兰克林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分析部总经理徐荔蓉先生

  首先请教黄教授,今天大家都知道胡锦涛主席启程访美,在胡主席去之前接受了美国两家主流媒体采访,《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家美国媒体,中间也谈及了一些人民币汇率,因为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前几天也向中国喊话。但是胡主席也在这里面以一种类似于太极手法巧妙的回应了盖特纳的言论。您觉得胡主席这次在美国期间,会与奥巴马谈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吗?

  黄益平:如果看两位会不会谈不一定。今天人民币汇率压力不会特别减少,但是更多的官员实际上体会到我们过去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是过于重视,在双边关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但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官员的看法不见得是美国国会议员的看法,在国会对这个问题还是很突出。我想说的是压力还是会存在,如果今年我们要看的情形,今年的形势会怎么样,主要是看我们今年顺差和逆差的走势。如果是今年美国经济形势不好,大家会继续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是美国今年经济形势比较好,也就意味着我们出口形势比较好,就意味着我们顺差会比较大。前前后后我说的实际上我想说人民币汇率压制不会削减,至于这几天会怎么样很难预测。过去的看法我们已经看到了主席去美国访问以前,其实人民币升值已经在加速,去年四月份的时候胡主席到美国去访问,就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第二句就是外部压力其实不利于我们做汇率政策的决策改革。但是这两句话说出来了以后当时国际市场一片哗然。大家不知道到底是改还是不改。我自己的理解他是说改,但是外部的压力,如果噪音不太大,反而有利于我们做一些改革。像在6月19号开始启动汇改,到9月初的时候加速人民币升值,到这次最近这几天又开始大幅度提高升值幅度,其实我觉得与国际经济、政治事件变化是有关系的,去美国访问会加快升值,但是整体的速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6月19号到年底大概就是3%的步伐,全年来看这个步伐和05年到08年的数据差不太多,相对于美元升值,如果我们算实际汇率,因为我们通胀比较高,这个步伐可能就更快一些。

  主持人(杨曦):对美元是升值的,但是对一揽子货币是有涨有升,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孙教授,都说人民币升值以后,对我国制造类企业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很多外贸企业都是相对低端的,但是我国最新的海关数据出来,去年我们出口增长还是很快的,数据应该是达到30%这样的数字,这个原因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人民币不停的升值,而出口还在不停的扩大,这不是给人口舌,自找压力了吗,这个原因是什么?

  孙立坚: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也非常有意思。像六七十年代日本也是在日美贸易摩擦非常厉害的情况下,你根本看不出来日元的升值能带来日美贸易摩擦的问题。再看看韩元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当中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全球分工,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人民币的升值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我待会儿人民币升值有其他意义,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美国的产业结构重新的调整,再工业化他们所谓的讲法,反而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讲,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他们的所承担的消费的支出会增加。

  主持人(杨曦):他们在中国买不到便宜的产品了。

  孙立坚:对。贸易顺差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说都是中国人赚钱,这又是一个误区。实际上今天全球分工之后,我们很多都是有进有出,中国很多东西是先进口再做组装做出口,在这样的过程中全球都分享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好处,所以这个我想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提高了中国出口的交易条件,但是并没有遏制数字的减少。

  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在整个出口的产业链上,我们的附加价值很小,这就意味着中国要进行结构的调整,这个我想我们花了苦力的钱,我们赚的很少,所以现在不如我们把我们自己人民币大幅的升值,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方面提高我们产业升级,然后我们赚更多的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我发现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很多民企不做了。今天中国有很大的问题出现了,产业资本在向金融资本转化。刚才张总也讲到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情况下,我们破旧,新的东西又没立起来,反而丢的是我们三十年确立起来的擅长的东西,只是听美国说人民币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造成了世界失衡的问题。实际上看看日本的问题,韩国的问题,你会发现人民币的问题司空见惯,当时美国日本都是在一个共同利益体中,它们很多书中写美国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危险。我们中国又想得到,又怕打贸易战,我觉得这个当中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讲。这次锦涛总书记讲的非常好,汇率的问题美元要负大的责任。美元今天放水,美元参照系都在大幅度的变动,我们人民币升值,升值多少,我们相对的一个目标是多少都讲不清楚。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人民币要是瞎折腾的话,一个是杀伤了我们中国产业的活力,影响了我们结构调整的节奏,同时我感觉到有很多问题我们实际上把问题的本质给颠倒了。

  黄益平:我的意思是,刚才孙教授说的这些问题很重要,我们不能因为随便的人民币升值就把很多产业打垮了。但是回过头来想,我考虑人民币问题,不要把美国问题放在这上面,但是美国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大家别忘了中国经济要发展,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有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考虑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有的时候是要考虑它的后果是什么。当然我们不怕打贸易战,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就可以,前提是你认为这个是值得的。但是这个值不值得,就是说人民币汇率首先第一条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人民币汇率是不是价格?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相对的货币价格,但是它是特殊的货币价格,所以不能由自由市场随便的浮动,所以我们要有管理的浮动。产业的问题我觉得孙教授说的非常对,像江浙这一带这个问题很突出。我们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很多钱都会吵房地产,是因为汇率没有升值,还是因为汇率生殖的太厉害了。我个人感觉由于过去汇率没有升值,使得央行一直在干预汇率政策,其实是给我们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流动性泛滥跟我们汇率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可以冲销,但是一般冲销不彻底。所以我们的资产价格泡沫,我们的通胀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跟汇率政策有关系,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另外讨论。

  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产业资本从实业流向金融或者资产市场,跟汇率政策本身的关系比较复杂,不是说一升值但是都去做这个。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家想一想,汇率升值如果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是说人为的说一定要给它升1%,200%,这个是不对的,但是经济发展三十年,每年10%的增长,我告诉世界我的规律该不该动,这个是很难说的过去的。如果一个小国家没有关系,你已经是一个大国家,这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上中国经济力量越来越强大,朋友越来越少。这个问题我们是要考虑的,因为我们是长期发展。对于我自己的经济结构来说也是这样的,我非常同意孙教授说的,我们只有调结构才能改善我们经济竞争力,才能长期发展。但是怎么调结构?我们过去从温总理上台调到现在,结构越调越严重,为什么?我自己的感觉有两条,第一为什么结构没调过来?是因为宏观经济目标相互之间是有权衡的,保增长,控制通胀和调结构,他们说三个都很重要,但三个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往往把调结构牺牲掉了,因为调结构的后果不是说今天就会出现,通胀的情况今天就会出现,增长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改变不了。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一直没有调过来?是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实际上是由你的激励机制有关系的,要素价格普遍失衡,包括汇率政策。每次调都是怎么调?都是发改委在调,发改委来来回回调,实际上控制不住的。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超过100%,资本家是要冒坎头的风险,就是追逐利润。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调结构,提高经济竞争力很重要,但是你要有力量去推动它。你光告诉企业说你必须调结构,你明年才能有竞争力,但是你没给它任何市场信号,这是很难的。所以我想调规律也好,看到利率上调也好,其实都是激励机制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激励机制的改善是促动企业不断提高竞争力,改善产业结构很重要的方面。

  孙立坚:我发现最近几次黄教授我们的交流以后,我发现我们很多共同点越辨越明晰的,除了汇率问题,我感觉汇率问题对于我们现在发展的阶段,人均收入还是三四千美金,自己国家的一个内需不可能替代外需,来支撑中国经济结构。这是第一个前提做不了。第二个前提是有两个元素,一个是实体经济决定,还有经济购买力。如果说我们一旦汇率开始走向刚才讲的,因为它是相对价格应该遵从市场规律的话,那可能汇率会出现超标,会出现日本的老路,我不再展开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我感觉到要素价格放开太重要,尤其要素控制在国有企业这样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不严重多少,必须加快改革,但是汇率的问题对中国的一个制造业国家,还处在完成原始财富积累阶段来讲千万动不得。所以用价格信号来倒逼企业结构来调整太浪漫。

  主持人(杨曦):请陈总谈谈汇率变动对你们企业的影响?

  陈炎顺:我想汇率的变动对产业的影响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很长时间都存在。总的发展,汇率的变化,总的人民币趋向是不变的。这些年应该说人民币的升值对产业资本的生存的空间确实有收紧的迹象。就拿京东方来讲,因为京东方还是在这个产业资本里头坚持扎扎实实做制造业的一家企业。我们在08年到10年这三年时间里头我们整个的营业由外销型企业营业额将近180亿左右,其中55%的比例是外销的,外销的结算是以美元结算的。

  主持人(杨曦):主要产品是什么呢?

  陈炎顺:主要是液晶显示屏,目前也是中国最大的。

  主持人(杨曦):用于电脑还是电视?

  陈炎顺:用于手机。目前是国内最大,在全球产能方面排在第六,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晶显示屏的制造企业。在目前主要产品或者一半的产品外销,而且以美元结算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应该来讲对我们整个的营收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也算了一下一个人民币升值大概一个点我们每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会下降一个亿左右。这是08年到10年。伴随着京东方这三年我们将近五百多亿的投入,逐步的产出释放,到11年,12年我们两年加起来营业额加起来六百亿左右。那么这还按照50恩%做外销,以美元结算的话,一个点人民币的升值将影响我们三个亿。这是从出口讲。汇率的变动不仅对外,还有一个进口的影响,从京东方来讲我们有将近50%的材料,我们国产化还没有做的很好的时候,我们有将近50% 的材料是进口的,尤其是像材料和设备这两个标志着国家工业化水平的这些核心的东西都集中在像日本、美国这样一些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要从它那儿进口。同样08年到10年三年期间,日元的升值使我们每年承受将近三到五个亿成本的增加,到10年来看的话我们光材料成本这一块,由于日元的升值大概我们将近损失五个亿左右。

  主持人(杨曦):等等你们受着两头的夹板气?

  陈炎顺:对,单纯从汇率的变动来讲应该是两头受气。

  主持人(杨曦):有没有想过不用日元计,用美元计呢?

  陈炎顺:这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产业基础问题,应该说中国是一个产业大国,但是坦率的说中国在制造业技术和工艺方面并不能成为产业大国,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的标志,一个是你的装备业,一个是你的材料,在这两个最核心的产业方面,其实都是掌握在美国和日本这样一些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里。我可以跟对方要求说,你的材料可以以美元来计,但是对方不干,因为你没有这个议价权在我们的发展初期,特别是工业化的初期我们没有这个议价权,因为你还没有到那种说可以直起来说你不用美元计价我就不用你的,特别是一些核心产业,比如我们在液晶显示屏,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就是玻璃,玻璃是美国康宁是全球第一的,但是康宁供给全球的玻璃主要从台湾、日本和韩国三个地方出来,尽管它是一家美国公司,但是它跟你结算的时候就要求用日元给你结算,因为它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承受相当大的材料和设备的国产化的压力。

  主持人(杨曦):人民币升值以后,压在您身上的,压在京东方的砖头是一块一块往上加,现在您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您觉得哪天承受不住了?

  陈炎顺:人民币汇率变动,以及人民币和美元、日元三者的关系,应该说从08年到10年来讲,对京东方的压力比较大的,再加上我们前些年一直潜心在行业的产业规模扩大,所以使得京东方这三年发生了比较大的亏损。我想这个现状随着08年到09年我们在合肥六带线等三条线会有好的改观。大家有一个误区,说带数越高技术水平越高,反之。液晶显示计算分两类,一个是制成和工艺的技术,一个是产品的技术。从制成和工艺上来讲没有大的差别,只是玻璃极板的尺寸的大小,而每个线所对应的是最精准的不同尺寸的产品。

  主持人(杨曦):是不是可以兼容呢?

  陈炎顺:理论上可以兼容,这个又涉及到切割的精密性。所以我们对产品它要有一个适当的带数分工,什么样带数的线做什么样的产品,这是有一个确定数。我想未来从整个企业的发展来讲的话,几个方面是可以逐步化解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扩大内需,因为中国的市场也是非常大,特别是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中国不仅是全球的制造业的主力,它也变成了全球第三大消费实体,特别是高科技的先进的产业,中国人比较喜欢求新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任何新的东西都是从我们这儿开始的。

  主持人(杨曦):但是对于今年来说家电行业有一些刺激政策的退出,这应该是比较空的消息,您怎么看呢?

  陈炎顺:其实也不是空的消息,实际这几年中国电子信息技术的增长还是非常快的,移动和应用产品增长速度都在25%以上。我们的TV电视这一块增长速度是在50%前两天,去年少一点也在40%左右的水平。这么大一个产业每年还有这么大的增长那是不容易的。到2015年,这五年期间我们国家的整个TV的转换要求非常高,更新换代要求非常高,到2015年我们模拟信号要全部转为数字信号这块,我们最起码有四亿台的电视要更新到面板,所以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内需一定是我们未来要很重视的一块。

  第二个我们要做到材料的国产化,设备的国产化。我们在五带线实际上是在一张白纸上在做,但是从六带线到八带线就不一样,因为这几年国家对这个产业重视了,参与企业也多了,所以我们在六代线,八带线的时候,在一个大概三到六平方公里范围内,我们所有的配套都能做得到。特别是北京的8.5带线,因为我们占的成本比例最高的康宁的玻璃,都要求他们来北京视察,也做到了。

  还有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装备产业,以前我们讲装备业的发展,大家都是做科研项目,它研究以后形成一个样品,然后写一篇文章,申请一个专利就放在那儿,这样提高不了我们国家装备业的水平,我们国家装备业水平要提高,首先要发展用这个装备的市场。这几年京东方的发展就深深的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发展对国内装备业的提升。我们在第一套五带线的时候我们装备是百分之百进口的,但是到4代线,5代线我们就升级了。这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国家的装备业的水平把它提上来,发展制造业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杨曦):形成一个共同进步的产业链。

  陈炎顺:对,国家工业水平共同进步,就是要转化我们的产业结构,就像刚才两位教授讲的,它一步一步来。我认为两位教授观点都对,汇率变动会促进我们产业结构提升转换,但是我们在产业结构的提升和转换中也要忍受汇率变动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黄益平:我觉得陈总,最近您是运气不太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但是您想如果就这样变动的话,某一天您觉得两边都得利也有,日元总有一天贬值的,现在确实美国危机,日元原来借了很多钱在海外现在都回收,所以日元升值。但是我进出来一个问题,其实我并不反对汇率相对稳定,但是只是觉得说过去我们那样盯住美元汇率有问题。因为过去美元很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汇率体制安排。但是现在美元变成非常不稳定的货币,如果我们再继续盯住美元,像您刚才说的大起大落这样的会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央行在05年7月20号推出的政策是盯住一揽子,不是盯住,是参照一揽子,到时候可能会好一点。

  孙立坚:刚才黄教授也讲到了这次让日本人都感到非常惊慌,他非常后悔,就是汇率工具他完全不能控制,就是完全跟市场对,当所以它一直采取零利率政策,所以压低利率来保持它货币的竞争力。今天日本人他已经想到一个制造业的国家,何况它附加价值,我们追求的附加价值它已经做到了,但是它还在汇率方面非常的敏感。所以它现在感觉只有通过利率才能管住汇率。何况今天调整还没到位,我们很多技术都没过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超前,用汇率来引导,我想刚才陈总也是很客气,但是他的话里我感觉到了,关键的是我觉得汇率确实越来越成为世界焦点,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赶快加速我们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把这个结构调整完毕,这个盈利的空间打开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汇率交给市场,但现在倒过来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主持人(杨曦):还有一个小问题,想向孙老师请教,刚才陈总说他们去跟日本企业结算,非得要用日元。前段时间我也去了江苏一个纺织企业,我说日元升值对你们是好事。他说他们不干,他们打死用美元结算。这个用美元也是他们可以定的是吗,咱们没有发言权?

  孙立坚:实际这个关键就是货币有几个,一个是货币为什么要美元?因为这样结算方便。另外一点很多人拿日元,感觉到日元在升值,就像买日元国债一样,形成财富升值效应,所以货币还有一个东西,它是财富增长券,所以这两头当中各个企业不一样,有的是只要美元,为什么?美元在国际结算货币当中占大的,百分之六七十都用,方便,有的不是想找美元,我就是想把日元拿回自己家,就在日本本土结算。所以这个当中可能是实力在谁哪儿,谁就有话语权,并不在于我们需求方很大,我就可以讲话。关键是谁压得过谁,谁就可以谈这个货币。实力不强,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

  主持人(杨曦):有关于制造业的话题暂时先到这里,下面请徐总拿起话筒,还是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化。很多投资人也都非常关心在二级市场上人民币升值以后,对于某些板块,比如航空,造纸等等,对这些行业会造成很大的利好。实践证明在几次人民币变动当中这些板块涨的都是不错的。您怎么看?

  徐荔蓉:我觉得关键看市场对它的预期是持续性的,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一次性的,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造纸,比如说航空,除了05年到07年那一段,因为人民币的预期是非常强的,整个市场,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致性的预期,这一类的公司它企业盈利也确确实实得到了改善,以航空为例,它的财务费用节省是非常现实的,非常巨大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这一类的标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在现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下,包括去年,也包括今年,甚至明年,没有形成这种持续性的预期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这种表现可能都是类似一日游或者七日游的可能性。因为它主要是一个主题性的炒作,它不是实质性的。像刚才黄教授讲的,像去年3%,今年假设也3%的话,落实到企业盈利能够有多少能够真正反映在企业盈利呢,其实是比较少。

  主持人(杨曦):对于二级市场来说是这样,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制造业企业可以在资本市场也好,外汇市场也好可以进行一些避险的操作,您在这些方面对这些企业有什么建议吗?

  徐荔蓉:其实从我们投资二级市场角度来说,我们分两类公司,有一类公司从我们角度来看不是很希望它去做套保,因为我买的就是弹性,如果你做了套保,我算不清楚你的盈利,这种是偏资源性的企业。对偏制造业企业来看,其实我们是比较希望它们能去做这样的一些行为的,像陈总这样的企业。对前面的话题稍微补充一下,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在我们调研上市公司,这么多年观察上市公司过程看到,确实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总反面例子看我们知道中国前几大量工程承包出去,这些单子市场当时进行了炒作,但是这些单子基本上三年以后,四年以后到了结算的时候,回头一算这个帐它们是赔钱的,因为它们当时没考虑汇率因素,当地成本等等,这些可能是我们必须要交的学费。从正面的例子来看,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公司它在面临人民币过去这三五年巨大的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它确确实实做了一些动作,然后这个动作使它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民币升值对它带来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的产品或者产业的升级。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例子,比如像中兴,华为等等这些通信类的制造企业,包括可能像陈总这样的一些做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类的企业。也看到他们采取的策略和陈总的策略是类似的,以前主要代工的,现在在国内开店,希望内需对冲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换一个理由,标一个更高的价格。这样的话汇率的影响相对小一点。还有大点的代工企业跟国外谈判的时候,除了特别弱势的,都会有汇率浮动的条款。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价格长期扭曲来看,对这些企业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很有利的。我们看到前几年把出口退税率降现在当时也有很多讨论,大家担心对出口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回过头来,包括我们在微观上看到这些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其实这个影响基本上被大家消化了,当然可能也损害了一部分利益和各方面为代价,但是确确实实这些企业,当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确确实实它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产业的升级。

  主持人(杨曦):也有分析人士说,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国际上越来越确立,大家的预期越来越明确,有更多的热钱进入中国的市场,包括中国的证券市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追推中国的二级市场有一波上扬的行情。当然这是很多参与股市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您觉得这个能实现吗?

  徐荔蓉:最近联合证券有一篇报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里面提到刚才几位提到的人民币结算问题,我们知道人民币结算是去年年终开始的,当然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是很惊讶的,因为据它的统计,以人民币为结算的贸易量到去年年底大概已经有八九千亿人人民币,这个实际上远远超出我们那时候对这个预期的,它自己做的预期,预期2011年也许达到接近两三万亿水平。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给我们的含义是什么呢?并且八九千亿的以人民币为结算的贸易里面,它和我们的实际的贸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实际的贸易大概的,大比例60%出口,40%的进口,大概是这样的,它这个是90%是进口,10%是出口。含义是什么呢?含义就是说有八九千亿有七八千亿的钱本来需要向中央银行或者银行购买外汇,现在不需要了,它直接支付人民币,这样会导致中央银行手里的外汇实际上是多了。换句话说我们去年看到外汇占款其实都达到07年的高度,实际上这里面可能有相当大的被夸大了,就是它不是真正的由于贸易顺差,或者由于资本的流入所带来的。如果以这个口径计算热钱流入,去年热钱流入相当大的,但是如果把刚刚讲的因素抛掉,可能去年的热钱流入还不如08、09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想说的是从热钱的角度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去年并不是很强。从热钱的角度,包括NDF这些来看,包括现在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未来升值其实并不是很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站在现在的时点往后看,我认为从热钱流入角度,我们未来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如果从人民币升值这个预期角度来说。

  主持人(杨曦):在二级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有没有投资人关注的板块或者回避的板块呢?

  徐荔蓉:关注的板块比较难谈,因为从宏观角度来讲,就是宏观整体的流动性可能比现在这个时点看到的,以今年一年或者往明年看,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会强。我们现在预计热钱流入比如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未来实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强,但是整个宏观的流动性可能更强。但是回避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纯粹是靠出口为主营业务的,这类业务并且它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这种容忍的弹性空间非常小的,可能它最终能渡过这个关,但是在这一两年里企业盈利会非常难堪。

  主持人(杨曦):未来京东方会怎么样?

  徐荔蓉:说实话京东方没有研究过。

  主持人(杨曦):陈总,您对今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您内部肯定有一个大概的考量,您觉得今年的情况会怎么样?你们企业应对这样压力的情况会怎么样?

  陈炎顺:我想我们从去年开始也是预计人民币的升值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在结算方面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应对人民币升值,我们的一些应对措施。我想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外销型企业,在相当一部分进出方面都是用外汇来结算的,我们可以通过在海外销售公司的设立,我就把结算放在海外,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回避风险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把我们的整个结算中心放在香港。等于进出这一块整个的外汇的对冲风险基本上消除了。

  第二个方面,我们加大对国内产品的销售,特别是像我们六带线,八带线从事的26寸以上的产品,这个26寸以上产品在中国是没有生产的,我们国内需求非常大,所以我们会加大在国内销售的力度。对出口这块,就是提升产品技术的价值,把好的好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用于来出口,这样弥补汇率的变化。

  主持人(杨曦):所以像徐总说的找一个理由把价格标的高一些,可以这么说吗?

  陈炎顺: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电子产品的消费,实际上从以前的消费习惯变成了一种时尚消费习惯,很多商业化的模式都是通过时尚需求引起来的,说里面真正的技术含量有多少,我们不敢去评论,但是投消费者时尚偏好,这个对提升企业价值也是非常有好处。

  主持人(杨曦):下面请两位教授,为京东方和类似京东方这样的企业,点点评一下他们的做法,另外也给他们出出主意,像制造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应当来应对呢?

  孙立坚: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不管怎么样,外压是会越来越大,国家也一定在人民币的掌控上面一定会有自我的节奏来控制这个节奏。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抓紧时间做强自己,这是关键。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今年比较讨厌的是人民币汇率因为刚才已经讲到热钱,实际刚才讲的进口人民币结算还不能抛开,现在关键对企业很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在掌控人民币汇率的时候,给企业带来麻烦,如果企业能够单边看的清楚它升值,今年3%或者2%,这样单边走的话,企业不要紧的,我自己可以想办法克服这个升值的,但是现在结算时机的时候可能是上上下下跳舞起来,我们人民币汇率今年。如果当热钱压的时候我们会控制它不让它升值,热钱走了我们可能放掉一点,通货膨胀来了放一点,然后通货膨胀造成稳定收入风险大一点我控制它。像这次广交会定单太难了,大家看不清楚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怎么样。所以2011年人民币汇率给企业带来麻烦,当然我想热钱要踩上人民币不踏空车,这也是难的事情。所以这是博弈的一年,所以这点我想请企业有智慧看待人民币的走势。

  黄益平:陈总和孙受讲的,给我们很清晰的信号,就是我们经济现在面临着很大动荡转变的时期,尤其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要素市场扭曲的消除,是我们下一阶段经济转型的核心。这里头包括汇率,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产业升级换代大变化的时代。而你们两位刚才说到的其实给我们看到了,我们经济是有灵活性的,是能够适应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第一你要给它一个信号,你不给它信号,你指望它做什么样的调整?就像徐总前面说的,你前面汇率稳定的,我当然跟外商签协议,我当然不考虑这个问题。有些企业赔了钱,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们做金融都知道,汇率波动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对待的,我们有很多对冲的工具,帮助你来抵消一部分的市场的风险,是有办法的。而陈总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们已经看清楚了,这是一个大方向,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增强你的竞争力,提高你的产业升级换代,这些都在发生。所以我是比较乐观,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在相当一段时期还不能完全让它随便的乱动,所以这和中央的政策是一致的,稳步的升值,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

  主持人(杨曦):谢谢四位,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睿智思想碰撞的盛宴。从四位嘉宾的访谈当中也让我们分享了很多,感受到了睿智的思想火花,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会场的碰撞,同时也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有了更多清晰的思考,让我想起了双双城记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祝愿各位朋友在2011年朱市顺利,投资顺意。下面我们将邀请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雄厚先生为我们今天这个思辨的峰会致闭幕词。

  李雄厚:我先脱稿说几句。我觉得无论今天上午的两位主题演讲的嘉宾以及提问者的提问,还有圆桌论坛,虽然我是主办方之一,我不能说我们办的多么好,但是我也是一个听众,但是我以听众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论坛非常成功,无论上午两位嘉宾讲的非常透彻深入,我们的提问者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水平,而且今天下午的论坛非常的精彩,应该说我们今天邀请的论坛的演讲嘉宾是经过我们精心安排的,有财经界的朋友,有实业界的企业家,有学界的专家教授,包括我刚才提到论坛中不同观点的交锋,非常的好,其实我觉得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因为经济的问题没有和绝对的,就是你站什么角度,看哪个时期可能我们有不同的解答。所以我觉得从几位企业家,几位财经界的老总,还有我们两位教授的身上我们都学到了很多,我作为一个听众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也非常感谢各位与我们分享了你们的智慧,你们的专业,你们的知识,和你们的远见。所以我想最后还是用稿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各位嘉宾、各位财经界、企业界、媒体界朋友,所有在搜狐、腾讯、金融界、和讯、东方财富网关注论坛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思辨全球 领新变局”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已经临近尾声。

  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参加、关注我们的论坛,在今天的论坛上,美国第43届佛罗里达州州长——约翰·艾理斯·布什先生为我们深度解读了美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以及他眼中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和变革的方向;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为大家深入剖析了中国的经济现状,并展望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相信大家在今天的论坛上都交流愉快、有所收获。

  在未来,作为全球视野的投资专家,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回报所有信任我们、支持我们、关心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我们将坚定地履行基金公司的信托责任,将保障持有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目前,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旗下所有成立满三年的产品均获晨星四星或五星评级,我们会将此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努力为持有人提供长期、稳健的投资回报;同时,我们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全力做好持有人和合作伙伴的服务,令持有人和合作伙伴能够安心地与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一起,共同分享未来资本市场的机遇和收益。

  全球资本市场风云变幻但机会丰富,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将继续秉承“精诚合作、共创未来”的精神,发挥我们在风险管理和主动投资方面的优势,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客户共同打造未来多赢的格局!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参加“思辨全球 领新变局”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宏图大展、万事如意!并预祝大家新春愉快!

  “思辨全球 领新变局”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全球视野高峰经济论坛至此圆满闭幕,谢谢大家!

  主持人(杨曦):感谢李总非常热情洋溢的闭幕词。本届高峰经济论坛到此结束,也谢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的光临,谢谢朋友们。本次活动到此结束,我们在这里要预祝各位到场的朋友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当中身体健康,投资有道。朋友们,再见。

(责任编辑:王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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