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亿人民币相当于多少资产？如果换成张大千的画，或许还不到2张。
如今，这些等待了几十年才实现的财富神话，已不能在中国炒家心中掀起多少波澜。
如雷贯耳的唐宋八大家、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全都望尘莫及。
几百亿资金涌入 艺术品炒作很早就存在，为什么偏偏《黄河咆啸》和《燕塞秋》独领风骚？
上海千风艺术品投资基金经理钱忠告诉《望东方周刊》，《黄河咆啸》和《燕塞秋》的炒作，赶上了两个好时机，“一是艺术品炒作正是最火爆的时候，二是正好碰上了文化产权交易的新形式。” 白庚延的画作此前在业内并不出名，“换了别人，同样能炒这么高。”
钱忠几年前还是一家艺术学校的老师，当年的大学同学，好多都在做艺术品生意，有的还开了画廊。
到国际拍卖行做局 李海明告诉《望东方周刊》，传统的艺术品投资是个绝对长线的过程。
由于还只是“潜力股”，所以大量收集这种画家的作品并不会占用多少资金。“几十万，甚至几万就能拿到几十幅、上百幅作品。而且，投资家还会伴随着画家的成长，不断囤积其作品。但时间长了，私交好了，成本自然也不高。”
如果藏家自己拥有画廊，对画家进行炒作，效益还会更高。但这里的炒作，也仅仅是以开画展、做宣传为主。
国际著名的拍卖行，是不会和基金“谈”佣金的，在那里炒作，基金要付出巨额成本。炒作艺术品的暴利由此可见一斑。
拍卖行的灰色生意 艺术品拍卖行，在艺术品爆炒的过程中，是私募基金最重要的同盟者。
曾经在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担任客户经理，如今进入一家私募基金，专职炒作的李奇告诉《望东方周刊》，虽然拍卖行近年才因艺术品价格暴涨而备受瞩目，但实际上，拍卖行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早已非常成熟。
在这个产业链中，拍卖行也分作三六九等，各显神通。
最低等的，靠骗取图录费挣钱。一般的做法是，只要有客户拿着自家藏品上门，无论真假优劣，都让所谓鉴定师做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估值。让客户缴纳几千元的图录费，参加所谓的拍卖会，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一是拍卖假货。由于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只要在拍前声明不保证拍品真伪，便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所以，一些拍卖行会利用一些文字游戏，专蒙那些刚入行的藏家。
“这几年，温州小老板，山西煤老板，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都涌入了艺术品市场，他们对价格不敏感，对艺术品没有深入的了解，即便买了假货，也很难遇到一个真正的专家指点迷津。”李奇说，分辨这个专家究竟是不是真的专家，本身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二是为变相行贿、贪污搭桥。
“行贿者、受贿者和拍卖公司三方事前商定好，由受贿者送来一件赝品，由拍卖公司鉴定为真品，并加以炒作，最后由行贿者高价拍得。”李奇说，这在拍卖行业内，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玩法”。
“有时候还会反着来，明明是真的东西，却按赝品的价格拍出去了，这十有八九是因为对方不稀罕钱，反而喜欢艺术品。这种情况下，拍卖的大多是名人字画，这是因为名人字画的鉴定、价值认定相对容易，而且可以传世，更重要的是，万一事发，咬定这只是幅赝品，也更容易过关。”关兴庆是上海一家画廊的老板，他告诉本刊记者，后面这种办法，也是很多画廊的生意来源。“过去几年，现代作品生意不好做，只能多开财路。”
另外，拍卖行还会跟企业老总唱双簧。
“买家、卖家和拍卖行事先谈好一个较低的交易价格，再在拍卖会上哄抬价格，最后，买家所在公司付款，其中就形成了巨额差价，由勾兑者分食。”李奇说，企业买下艺术品后，艺术品就成了经营设施，每年折旧，最后变成“零资产”，“最后还是落到老总自己手里。”
上述情况在中等拍卖公司发生得较多，“有一定规模，运作起来大家比较放心，规模不大，名气不响，也就不会太引人注意。”李奇说。
最高级的拍卖行，名气大，自然就成了“画家炒作”的最好平台。
早些年，“画家炒作”大多是画家自己干的。多是画家雇人在拍卖会上哄抬价格，把自己的画价格炒高。但这种做法并不成气候：不知名的画家财力不足，无法支持长期、大规模的操作；知名画家自有市场追捧，无须自己炒作，也顾及业内名声。
后来，一些上市公司也加入其中。一般的做法是，由上市公司购买一批艺术品，然后在拍卖市场炒高价格，再由关联企业接手。虽然在艺术品交易上不仅没赚钱，反而损失一大笔手续费，却能大幅改善上市公司业绩。
有时候，上市公司专门囤积某个艺术家的作品，然后，拿出一两件炒作，囤积的艺术品也是水涨船高，此时进行企业资产的评估，自然又是一个结果。
疯狂的份额交易前途难卜 有趣的是，新的投资模式不断被公开质疑，普通投资者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却丝毫未受影响。
在爆炒的影响下，国字号的上海文交所，反而放慢了艺术品份额化的交易。
按照上海文交所总经理张天的说法，上海文交所设计的交易模式，“不连续交易、不拆细、不向公众公开发行。”这和目前市场上通行的做法背道而行。
私募基金进入出货期 来自政府部门的监管或已蓄势待发。出货，也在此时成了艺术品投资私募基金的普遍状态。
更何况，艺术品投资也不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因为没钱，老爷子回来后郁闷了几个月。”可如今，这个陶盘再要拍卖，连10万港元都卖不到了。“因为后来出现的数量太多了。可当时，那么多大收藏家，就是没想到这点。”江岱峰说。 (来源：证券时报网)
(责任编辑：王旻洁)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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